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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們能談點細節，那會更好。”喬治在他離開時說。

“這樣啊，嘿，對了——替我去看看珍妮，好嗎？”彼爾又躺在床上止鼻血。“隨便你怎麼說，只要你做個了斷。”他坐起來寫了張支票，放入一個棕色信封裡。“說我給她付牛奶錢。”

他大概發現喬治對這簡短的話不大放心，於是補充說：“我不能把她帶走，對不對？即使他們讓她去，她也會成為一個可怕的負擔。”

在同一個晚上，喬治照著彼爾的指示，坐地下鐵到肯特區，在一個外表仍保持古式的馬場裡找到一幢小房子。一個穿著牛仔褲、面貌平庸的女郎為他開門，房子裡有股油畫和嬰兒的氣味。他記不起自己是否曾在韓彼爾的家裡遇見過她，所以他一開口就說：“是韓彼爾叫我來的。他很好，不過我替他帶了些口信來。”

“天呀，”那女郎柔聲地說：“要來的終於來了。”

客廳很亂，從廚房門可以看見一堆吃用過的餐具，看來她是把所有餐具都用過後再一次洗乾淨。地板上沒鋪什麼，只有些以蛇、花、昆蟲為畫面的長型幻覺派繪畫。

“那是彼爾的《米開蘭基羅的天花板》，”她閒談地說：“只是他不會得到米開蘭基羅那種難過的背病。你是政府人員？”她邊問邊點燃了一根香菸。“他告訴我他在政府機關工作。”她的手在抖，眼睛下有黃色的汙點。

“呃，是這樣的，讓我先把這樣東西交給你。”喬治一邊說，一邊探手到內袋，掏出那個裝有支票的信封給她。

“麵包。”那女孩說完這兩個字後，就把信封放在她身旁。

“麵包。”喬治說，用以回答她自嘲的笑。然後，也許是由於他的表情有點怪，或由於他說這兩個字的方式很特別，令她拿起信封拆開來看。裡面沒有字條，只有張支票，但那張支票就夠了；喬治從他坐著的地方，可以看到支票上的數字是四位數。

她有點手足無措，走過房間去到火爐邊，把那張支票和幾張食品雜貨賬單一起放入爐架上的舊罐子裡。然後到廚房衝了兩杯雀巢咖啡，但只端了一杯出來。

“他在哪裡？”她面對他站著問道。“他又去追求那個討人厭的小水手了，對不對？這是他給我的遣散費，對不對？嘿，你可以把我的話告訴他……”

喬治見過這種情形，突然想起幾句熟悉的話。

“彼爾一直擔任國家機要的工作。那是我們不能談的，對你也一樣。幾天以前，他因一件秘密任務出國去，預定要離開好一段時間，甚至幾年，上面不准他把離開的事告訴任何人，他希望你忘記他。我真是非常抱歉。”

才說到這裡，她就爆發起來。他完全不知道她說什麼，因為她胡言亂語，而且尖聲大叫，樓上的嬰兒聽到她的聲音後，也開始哭叫起來。她在咒罵——不是針對他，甚至不是針對彼爾，只是瞪著眼咒罵——她想知道還有誰，到底還有誰還能再信任這種政府？不久她的情緒終於穩定下來。喬治注意到牆上有幾幅彼爾以女郎為主角所畫的畫，有幾幅已大功告成，和他早期的作品相比，這些畫有種拘束、聽天由命的特性。

“你不喜歡他，對不對？我看得出來。”她說：“那你為什麼替他幹這件骯髒的工作？”

這個問題似乎也沒有直接和能馬上說出來的答案。在回到水湄街的途中，他再次覺得有人跟蹤他，於是打電話結孟德皚，把他覺得出現過兩次的一組計程車車牌號碼告訴他，並叫他馬上展開調查，但這次，孟德皚已外出，要到午夜後才會回來。喬治睡得很不安穩，才五點就醒過來。到了八點，他已回到沙瑞特，發現彼爾心情開朗。那些審問員沒再來煩他，所長告訴他，交換的事情已獲得雙方協議，預料明天或後天就可以啟程。

他的要求含有告別的意味：他剩餘的薪水和代他拍賣雜物等所有的錢，都請替他寄到莫斯科的諾迪銀行轉交給他，這家銀行也會代收他的信件。在亞諾芬尼畫廊還有幾幅他的畫，包括他早期在大馬士革任職期間畫的水彩畫，喬治能不能替他安排送過去？然後，就談到怎樣掩飾他的失蹤。

“拖長一點，”他建議；“說我出任他職，說得愈神秘愈好，拖兩三年，然後宣告出局。”

“噢，我想我們還有辦法處理，謝謝你的建議。”喬治說。

自從喬治認識他以來，彼爾第一次關心自己的服裝問題。他希望讓人看起來有點來頭地到那邊去，他說：第一印象是十分重要的。“那些莫斯科裁縫根本不可理喻，他們會把你打扮得象小官吏。”

“對。”喬治說。其實他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