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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應召，以博士身份給劉炟的兒子清河王劉慶（也是安帝劉祜的父親）當師傅。就在他剛任清河王傅的這一年，延光四年（公元125年），32歲的劉祜死了。不知道什麼原因，楊倫對劉祜的感情要比對自己服務的物件深得多，他扔下該乾的差事，到洛陽去奔喪，並在宮殿外高聲哀嚎。安帝的太太之一、閻太后得知楊倫“專擅去職”，大為惱怒，就下令給楊倫判刑即“坐抵罪”。很快，順帝劉保登上皇位，借國家的喪後之喜，赦免楊倫的罪過，並讓他在安帝的葬所恭陵守孝。守孝期滿，升職為侍中。

從隱士到博士，從博士到王傅，再由王傅到罪犯，而後升職中為中央高階官員，對一個本來心理素質良好的學者來說，等於又增加了重要閱歷。由此，對付一宗牽涉面極廣的腐敗案件的責任，非他楊倫莫屬。當時沒人願去觸動那件大案子，因為案主任嘉的關係網極為龐大，與百餘位將相大臣“牽染”。不僅小小的縣令任嘉手眼通天，而且藉著這種能量，他“帶病上崗”，由邵陵縣令升職為武威太守。

楊倫決定拿掉貪賄千萬、不降反升的任嘉，他很認真地寫了一封告狀信，信上說：

“臣下我學習《春秋》，知道誅惡及本的道理，也就是說誅本而後惡消。這好比人抖落裘服一樣，要拽著領子抖，領子持得正，裘服上的毛就順了。現在，任嘉這個人犯了重罪，不但沒有受懲處，反而以不乾淨的身子去到大郡做太守。不透過他這個案件查處保舉他升官的人，就無法杜絕高官在國家政治中的奸行。以往，國家殺了湖陸令張疊、蕭縣令駟賢、徐州刺史劉福等幾個大貪官，但為什麼豺狼般的貪官於今不絕呢？就是沒追究保舉人的責任的原因！

“歷史上，齊桓公是位霸主，他的國內政治作為就是：殺了五個奸臣，而且追究保舉他們的人的責任。如此，無論官員還是百姓就不非議朝政了。現在絕不能當斷不斷，繼續縱容犯罪。凡是聖明的君主，聽到僕役童子及一般婦女的進言，都把他們當作加給泰山的微塵，當作集於淮海的霧氣，這微塵、這霧氣雖然未必有益於泰山之勢、淮海之氣，但總是沒有害處的。皇帝呀，您好好想想吧！”

順帝看罷告狀信倒沒說什麼，反而是朝中大臣們大為不快，因為如果查處任嘉的案件或許會涉及自己的利益，至少也會得罪一批人，所以就指責楊倫言辭不遜即不知道尊重皇帝。緊接著又有朝中的低階官員說，楊倫知道了一些不該知道的事情，非法獲取國家秘密以求正直名聲。最後，罪名歸結到對皇帝的不尊敬方面上來，楊倫被第二次判刑，不過判得比較輕，“結鬼薪”即給公家砍柴頂抵罪行。

腐敗集團還是比較客氣的，要在“不敬”二字前頭給加個“大”字，非要了楊倫的命不可。皇帝知道楊倫是“好心辦錯事”才被判刑，可他也沒辦法，就從中抹稀泥，下詔免予刑事處罰，送歸老家種地。

反腐敗的壯舉雖然折戟沉沙，但透過這次行動卻再一次證明了學者群體中極少數精英的價值。

反抗，在體制內反抗，也成了楊倫的價值尺度。在家閒居了不幾年，漢劉第二帝國迎來了梁氏外戚專政的時代，楊倫被徵為太中大夫，轉而為大將軍梁商的長史。長史是負責日常事務處理的最重要助手，但由於他不是事事服從主人且多對主人有批評，被開革出朝，到常山王那裡去當師傅。

楊倫堅決不服從任命，說自己有病在身，無法上任。抗拒朝命當然是對皇帝不敬，又有人搗鼓著要給他判刑。這回楊倫豁出去了，給皇帝寫了一封口氣強硬的短函：“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刎頸不易，九裂不恨。匹夫所執，強於三軍，固敢有辭。”

皇帝讀信後十分氣憤，就下詔訓斥他：“（楊）倫出幽升高，寵以藩傅，稽留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狷志。”於是，楊倫再遭逮捕並交由國家最高法官即廷尉審理。後來，皇帝也覺得沒趣，就再次下詔免罪。楊倫這次回了家，說什麼也不出仕了，“閉門講授，自絕人事”。

再聽到公車到來的訊息，他扔下學生，就從後門溜走，像做了賊似的。看來，他的體制內反抗已經轉換成了體制外不合作。

在不合作的心態支援下，楊老先生走完了生命的歷程，終老於家。

他比梁鴻好多了，屍骨埋於桑梓地；梁鴻呢，雖與春秋名人要離葬身為伴，但他心愛的孟光在死後，魂魄還要不遠千里由陝西往浙江飄移，去重溫舉案齊眉的舊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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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與宦官的夾擊

家黨逼死了郅壽與樂恢卻栽在丁鴻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