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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由司馬光東漢風俗論說起

眾所周知，在浩如煙海的中國歷史典籍中，國史上品是《史記》、《漢書》、《三國志》、《後漢書》（成書晚於《三國志》），此為“前四史”。而前四史之外，最好的國史作品非《資治通鑑》莫屬。

通鑑作為中國編年史鉅著，其用筆精當、品評得體，時至今日亦無出其右者。這並不是厚古薄今之論，因通鑑在當時的主要作用是為“資治”之用，即為皇帝治理國家而將此前的歷史事件按序寫清，其必以簡而不陋、當而不雜為不易的標準。主編者司馬光的學識也為一代之冠，學風紮實且寄託深遠。

對於東漢這段歷史，司馬光可以說是情有獨鍾，而他的“東漢風俗論”也成為史評絕品。在《資治通鑑？漢紀》最後，他說：“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若有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混淆，是非顛倒可謂亂矣。”面對國家政治的敗壞，知識分子們不甘隨波逐流，乃奮起抗爭，在政治高層有楊震、李固、陳蕃等人“用公義扶其危”，在民間有以範滂為代表的一批學者“立私論救其敗”。這些人特受司馬光之尊重，在通鑑“東漢風俗論”中他繼續寫道：“至有冒斧鉞，僵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

司馬光堅決認為，這些人的道德抗爭是東漢初三朝道德教化的遠期收益。為了說明東漢風俗也即知識分子主流意識的道德性，司馬光還舉了曹操不敢明確代漢的事例，加以說明，他寫道：“以魏武之暴戾強伉，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

從一個側面講，東漢一代是中國知識分子道德品質的黃金時期，甚至可以說范曄的《後漢書》就是一部東漢知識分子的道德抗爭史。

中國歷史以漢唐為榮耀，但是唐實不如漢，因為唐繼隋而精化科舉，知識分子的生產基本流水線化，其道德擔當大大減低。所以，有近代史學家如夏曾佑稱科舉開啟之後，中國知識分子進入了“無恥時代”。即便是兩漢之間，東漢亦勝於西漢。比較王莽與曹操兩個篡權者的操作方式便可明瞭：西漢末王莽之篡，有四十多萬知識分子為其歌功頌德，稱為文人之恥；東漢末，曹操雖極力拉攏士人，稱為唯才是舉，但如司馬光之論，“猶畏名義”。

作為知識分子道德品質的黃金時代，彰顯其品質的是道德敗壞集團的無恥行徑。東漢繼西漢有外戚之弊，而無以革除，知識分子們就以捍衛皇權即傳統為己任，與外戚集團進行不懈的鬥爭。這一斗爭以丁鴻與袁安對東漢最盛外戚竇氏家族及其政治小集團（稱為“竇黨”或“竇家黨”）的反擊為始，直到梁冀集團的覆亡。

宦官作為一個特別針對外戚集團的特定階層，他們在以“身份關係”分享皇權之時，一直是外戚的競爭對手。因此，在除掉竇家黨方面起主要作用即實際發動政變的則是宦官集團。宦官把持朝政，根本不可能注重政治道德的重建與維護，相反，他們皆以敗壞吏治、毒化社會風尚為能事，所以文人集團要把原來反對外戚的力量，投放到反對宦官集團上面來。桓靈二帝時代，著名的黨錮之禍，就是知識分子與宦官集團鬥爭失敗的結果。

同時呢，在針對宦官的鬥爭中，知識分子集團又與外戚結成同盟，使原來的三角鬥爭轉化成了“兩大陣營”的衝突。

夏曾佑先生在其民國時代成書的《中國古代史》（上）一書中，用了不小的篇幅論述東漢的宦官外戚衝突，其曰：“前漢之世，外戚與宦官常相結；而後漢之世，外戚與宦官常相誅。相結之極，王氏盜漢；相誅之極，天下土崩。”這種鬥爭的結果大大影響了中國以後的政治文化，“二千載以還，遂與中國相終始”。換言之，以皇權（及其變種）為表現的集權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地要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高層權力內鬥中去。

用比較流行的現代政治觀點來論，這該叫非民主政治的成本。

夏老先生仍以史為據，評論道：“讀史者每嘆古人之愚，然平心論之，殆非愚也。此蓋出於家天下之極端。人主一家之安危，與天下之利害相連，而每遇皇家變動之時，外廷尚不及知，倉猝之間，其權必歸於外戚、宦官之爭，而影響遂及天下焉。而天下者，亦動於不得不然矣。後漢二百年之史，即外戚宦官衝突之史也。”

我同意夏老先生的分析，在綜合司馬光“東漢風俗論”的基礎上，試以揭示力量上“弱勢群體”、道德上“強勢樣本”的文人集團的政治作為切入點，來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