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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創辦國內大學的思想十分強烈,達到不發不快的地步,多次與人探討。1915年1月,他同竺可楨等人談話,呼籲“設國立大學以救今日國中學者無求高等學問之地之失”。同年2月20日,他在與英文教師亞丹的談話中再一次感受到國家建設大學的重要、中國無著名大學的恥辱。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大發感嘆:“吾他日能見中國有一國家大學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國之劍橋、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無大學之四萬萬方裡、四萬萬人口之大國乎!世安可容無大學之國乎!”第二天,他仍覺意猶未盡,又在日記上寫道:“國無海軍,不足恥也;國無陸軍,不足恥也!國無大學,無公共藏書樓,無博物院,無美術館,乃可恥耳。我國人其洗此恥哉!”
從此,青年胡適立下了終身從事教育以救國家的志向。1916年1月25日,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適以為今日造(不能亡之)國之道,首在樹人;樹人之道,端在教育。故適近來別無奢望,但求歸國後能以一張苦口,一支禿筆,從事於社會教育,以為百年樹人之計,如是而已。”並說:“明知樹人乃最迂遠之圖。然近來洞見國事與天下事均非捷徑所能為功。七年之病當救三年之艾。倘以三年之艾為迂遠而不為,則終亦必望而已矣。”
在1917年2月畢業前夕,透過越洋通訊,胡適在《新青年》第2捲上發表了著名的《文學改良芻議》,與陳獨秀攜手,高高舉起了“文學革命”的大旗。民國初年這場史無前例的新文化運動,由此進入高潮。在此後的80年裡,“胡適”這個名字一直像一顆耀眼的巨星,閃爍於大陸、港臺及海外的星空上。儘管由於種種政治的或其他原因,當時與後來人們對胡適的評價褒貶不一,但誰也不能無視他的存在。平心而論,他無愧為中國新文學開山鼻祖之一。
1917年回國後,胡適應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學教授,同時加入《新青年》編輯部。他積極撰文反對封建主義,宣傳個性自由、呼喚民主和科學,大力提倡“文學改良”和白話文學,因為首倡“新文化運動”而一夜成名,成為中國文學的領袖人物和新文化運動的核心。
他所撰寫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可謂新文學的綱領性檔案。其中明確提出了文學改良的8項內容:“一、須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須講求文法;四、不作無病之呻吟;五、務去濫調套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字俗語。”陳獨秀稱胡適的這篇文章為“今日中國文界之雷音”。1918年,他在《建設新文學革命論》中,又把所謂“八不主義”總結為4條:一、要有話說,方才說話;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數千年來,中國通用的書面語中沒有白話文的合法地位,只有與口語脫節的文言文才算正統。直到五四時期,經胡適的提出及新文化運動的洗禮,白話文的運用迅速推廣,終於取代了文言文在書面表述上的支配地位,也開闢了現代中國文學的嶄新紀元。
五四文學革命前後,胡適還身體力行地投入文學創作與評論的實踐之中。在文學理論方面,他陸續發表了《論短篇小說》、《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談新詩》等文章,大力提倡新文學創作,並從創作理論的角度闡述了新文學與舊文學的區別。在引進西方文學作品方面,他翻譯了法國都德、莫泊桑及挪威易卜生等名家的部分作品,為國內的新文學創作提供借鑑精品。難能可貴的是,他不僅從理論上做了有積極意義的探討,而且還身體力行,一馬當先,嘗試用白話文進行文學創作。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發表了他的幾首白話詩,這是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批新詩。正如他把它們結集時取名《嘗試集》所表明的,他為新詩創作進行了積極有益的“嘗試”。如下面這兩首作品,打破了傳統的詩詞格律,採用自然音節和自由句式,內容也表達了顛覆傳統、反對封建、倡導民主主義及人道主義的思想傾向,像一股撲面春風,給詩歌天地帶來了清新的氣息。
2。怕老婆的“假博士”——胡適(3)
窗上有所見口占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
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
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
“威權”
“威權”坐在山頂上,
指揮一班鐵索鎖著的奴隸替他開礦。
他說:“你們誰敢倔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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