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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也確實進行了一系列的“再造手術”，包括清理審批專案、規範服務流程、建立政務中心、實行質量檢測，切實把政府不該管、管不了、實際上也管不好的事情交出去，把政府的職能轉變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結果是企業活了，社會活了，政府也活了，是不是“再造生機”？

李春城莞爾一笑，不置可否。

我接著說，所以，我對你們這三件事，也各有一個說法。

李春城問，什麼說法？

我說，“三農”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原因之一就是過去的許多辦法治標不治本，你們則試圖示本兼治。因此我把你們的“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稱為超越城鄉二元結構障礙的“治本之策”。

李春城問，第二呢？

我說，民主不是少數人的事，它是全體國民的事。只有當基層民眾都積極介入其中時，這個民主才可能是真實的，這個政權也才可能是穩固的。這就要讓儘可能多的人在儘可能多的時候參與到民主化的程序中來。這可以說是共和國長治久安的“固本之計”。

李春城又問，第三？

我說，建設“規範化服務型政府”，就應該說是給人民政府注入新鮮活力和運作動力的“強本之方”了。

李春城沉吟道，治本之策，固本之計，強本之方，中天先生過獎了。

我說，倒也沒想刻意拔高，更不是說你們就做得盡善盡美，只不過想把話說透徹一點，增加一點力度罷了。因為在我看來，你們這三件事，其實是帶根本性的，而且有關聯。三個故事，三個說法，三個關鍵詞。

李春城問，哪三個關鍵詞？

我說，科學、民主、法治。城鄉一體化對應著科學，基層民主建設對應著民主，規範化服務型政府對應著法治。當然，這種對應也不是絕對的，三件事情中也都有這三種精神。比方說，城鄉一體化就意味著科學統籌、民主實施、依法規劃，基層民主政治建設也包含著民主決策、依法選舉、科學測評，規範化服務型政府則體現著依法行政、科學規範、民主監督。總之是科學、民主、法治。這是全人類追求的普適價值，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嘛！

李春城歪著頭看我，沒說什麼。

我原本就沒打算他表什麼態，便接著說，當然，我不能肯定你們當初就是這麼想的，但結果卻是如此。實際上，管理國家的事，只要做得對，就一定會體現出科學、民主、法治的精神，因為這是普適價值麼！是全人類的共同追求麼！那麼，不管在什麼地方，它們都會體現出來。所以，我還想把你們的實踐，你們的經驗，再概括為一個說法。

李春城問，什麼說法？

我說，成都方式。

李春城問，為什麼是“方式”呢？

我說，因為別的表述都不合適。我是不喜歡什麼“共識”或者“模式”的。

李春城問，為什麼？

我說，看看歷史就知道，世界上哪有什麼成功的“共識”？“莫斯科共識”破產了，“華盛頓共識”也破產了。不是這些“共識”本身有什麼不好，而是由於“一國有一國之國情，一國有一國之道路”，因此根本就不存在可以適用於一切國家、一切地區、一切民族的“共識”。再說了，你自封為“共識”，人家認賬嗎？人家投票了、簽字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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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方式（3）

李春城笑問，為什麼不能是“模式”呢？這個詞不是常用嗎？

我說，“模式”這個詞，也是有問題的。所謂“模式”，即模型與正規化。它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定型”，模型嘛！也意味著“就範”，正規化嘛！還難免意味著一成不變、故步自封、依樣葫蘆。當然啦，發明和使用這個詞的人，也許並沒有這層意思，但它給人這種感覺。因此我既反對“共識”，也不贊同“模式”。

李春城再問，“方式”就好嗎？

我說，“方式”不是“共識”，它只是一家之言。“方式”也不是“模式”，它只是探索之路。事實上，我們可以不要“共識”，卻不能沒有“認識”；可以不要“模式”，卻不能沒有“方式”。因為雖雲“一國有一國之國情，一國有一國之道路”，但這條路怎麼走，怎樣走才既符合本國國情，又方便快捷，還可以持續發展，就取決於“方式”了。說得再直白一點，就是你瞄準了方向，也選對了道路，但是不會走，也要出問題。因此，道路確定之後，方式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