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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書記李春城，有一點趕巧了的意思。但這並不是刻意的安排，只不過我正好準備要離開成都，李春城又剛好這天有空，於是約我一起過節。

在互道節日問候以後，我們開始漫談。

作為主人，李春城首先表示歡迎和歉意。他說，你來成都兩個多月了，我們也沒有盡到地主之誼，一切靠你自力更生，不知道都有些什麼困難沒有？

我說，謝謝春城書記！困難倒沒什麼，有的話也可以自己克服。成都是個好地方，花團錦簇，香飄四野，美不勝收。可惜我一頭扎進你們做的那些事情，有點“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如果不是接到今天的邀請，還真不知道過節了。

李春城說，看來中天先生對我們的工作還有點興趣。

我說，不是有點興趣，而是很有興趣。這些年你們做的事，我越琢磨就越是覺得有意思。這些事情表面上看好像是孤立的，實際上卻有關聯，而且蘊含著普遍規律和普適價值，這就是科學、民主與法治。因此我打算把你們的探索和經驗總結出來，並且命名為“成都方式”。

李春城說，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我說，想法也不是一下子就產生的。這裡面有一個過程。記得去年春天，在龍泉驛桃花故里，你對我說，你們已經正式全面開始了“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的程序。當時我其實是並不在意的。

李春城問，為什麼？

我說，我又不是“三農問題”專家，管不了那麼多。

李春城又問，現在怎麼就有興趣了呢？

我說，也有三個原因。第一，就是發現你們並不是只做了這一件事。除了城鄉一體化，還有基層民主建設和規範化服務型政府。第二，就是發現你們這三件事頗受人民群眾好評。你們搞“城鄉一體化”，農民擁護，說“現在城市是我們的了”。你們搞“基層民主建設”，群眾贊成，說“現在書記是我們的了”。你們搞“規範化服務型政府”，市民和企業表揚，說“現在政府是我們的了”。三個“是我們的了”，這就有了第三個原因，就是我還發現這三件事其實是有內在邏輯關係的。這就很有些意思了。所以我就一頭紮了進去，想弄個究竟。

李春城笑問，弄清楚了嗎？

我說，有些眉目吧！

李春城說，願聞其詳。

我說，還是先把你們這三件事簡單梳理一遍。你們這三件事，我都看做“故事”，叫“成都故事”。這三個“故事”，我也都有命名，一個叫“突出重圍”，一個叫“夯實基礎”，還有一個叫“再造生機”。

李春城笑問，這都是什麼事？

我說，“突出重圍”就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什麼叫“重圍”？就是問題成堆，積重難返。“三農”問題就是。現在不是有“社會經濟發展不夠協調，城鄉發展不夠協調，區域發展不夠協調，人與自然的關係不夠協調，收入差距拉大”的說法嗎？這四個“不夠協調”，一個“差距拉大”，幾乎全都與“三農”有關，城鄉差別成為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你們的辦法，則是按照科學發展觀，利用城市快速發展這個千載難逢的天賜良機，把農村和城市看做一個可以也應該共同繁榮的整體，捆綁起來發展，用城市化來帶動農業的現代化、農民的富裕化和農村的文明化，豈非“突出重圍”？

李春城說，這算一個。第二呢？

我說，第二個故事是“夯實基礎”。什麼基礎？執政基礎。怎樣夯實？加強基層民主政治建設。這裡面有兩個關鍵詞，一是“基層”，二是“民主”。民主為什麼重要？因為只有民主的政府才是穩定的，只有民主的政權才是穩固的。基層又為什麼重要？因為基層是基礎。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因此政權的穩固必自基層始，基礎的夯實必由民主生。你們搞基層民主建設，算不算“夯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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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方式（2）

李春城說，這也算一個。第三呢？

我說，第三個故事是“再造生機”。誰的生機？政府的生機。為什麼要再造？因為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法治經濟。法治，就是“由法律來規範”，而非“由權力來支配”。所以，市場歡迎法律的嚴格規範，拒絕權力的越位干預，更不用說非法干預。同時，政府的職能也變得很明確，一是制定規則，二是維持秩序，三是提供服務。不過這樣一來，原先的許多辦法、做法和想法就行不通了，得“再造”才行。實際上，據我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