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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適應千變萬化的大市場。結果，農民增產不增收，甚至減產減收。

我說，這個時候，城市可是發展了。

金嘉祥說，問題就在這裡。城市年年在發展，城裡人的收入年年在增加，農村卻停滯不前，或者發展緩慢。這樣一來，兩下里差距就拉大了。改革開放之初，城鄉消費比例還是比較合理的，到了2003年，就變成了∶1。城裡人包包頭（錢包裡）有元錢，農村老百姓只有1元錢，還是湊起來的，咋個平衡嘛！何況還有教育問題、醫療問題、社會保障問題。可以說，農民成整塊地沒能跟上經濟社會的發展。

說到這裡，金嘉祥不無感慨。他說，這是不公平的。我們這個黨，我們這個國家，打江山靠的是農民，新中國成立以來推動中國發展首先破題的還是農民。走合作化道路，是農民帶的頭；土地承包、推行改革，也是農民帶的頭；“一化三改造”，首先“化”的還是農民。但是，工業發展了，社會前進了，國力增強了，城鄉差距反而越來越大。農民無怨無悔地跟著我們黨走，黨說咋著就咋著，啥子事情都帶頭，可是一路走來，自己的經濟水平、政治待遇，甚至國民待遇與城裡人的反差越來越大，你讓農民咋個想得通嘛！

我同意，是想不通。

金嘉祥接著說，農村裡頭，做基層工作的幹部也想不通。所以現在農民的失落感越來越大，農村幹部的不平衡感也越來越大。這是很麻煩的，甚至是很危險的。就說消費比例，按照國際慣例，城鄉差距超過3∶1，社會問題就來了，我們卻是∶1，你說危險不危險？

我問，這個問題，難道沒人想過？

金嘉祥說，當然有人想。應該說，黨和政府從總體上是關心農村的。每年年初出臺的一號檔案，講的都是“三農”問題。領導講話，也都要強調“三農”問題。發下來的檔案、講話、通知，不曉得有好多，摞起來硬是好高一堆，但是農民撿到的“乾貨”還是少，似乎真讓人感到有點困惑。

我問，你說的“乾貨”是什麼？

金嘉祥說，過去的一號檔案，主要解決的是農村的機制，解決的是生產關係，現在就試圖要解決農村的生產生活條件，進一步提高農村經濟水平、生活水平、居住條件。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要解決國民待遇問題。農民沒有完全享受國民待遇，這是“三農”當中一個很深層次的問題。我們的憲法作了明確的表述，農民是人民的範疇。但是，農民在權益上是沒有完全享受國民待遇的。比如，城市要招公務員，你是農村戶口就沒有資格；城市要招工，你是農村戶口就不行；你是農村戶口就不能在成都市和其他大城市立足或者長期生存；城市有醫保、社保，可以享受好的教育，農村就不行。農村好處不多，稅費倒不少。很長一段時間，全世界只有少數國家在徵收農民的農業稅，中國就是其中之一。這是沒有道理的！工人做工同樣使用的是國有資產，但工人不上稅，憑啥子農民就要上稅？當然這個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可是其他問題照樣存在，不解決確實不行。

這就說到根本上了。也就是說，“三農”問題，有經濟問題，有社會問題，有文化問題，有體制問題，但最重要的還是公民權益問題。一個國家，一個政府，以及這個國家的憲法和這個政府的行政，都必須保護公民的權益。只有做到了這一點，這個國家才是現代化的，這個政府才是民主的。公民權益的直接表現就是國民待遇。國民待遇對等，才能體現公民人格平等和發展機遇均等。我們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現在還不可能做到城市和農村發展均衡，市民和農民收入一樣，也沒有必要都扯平了。總要有人先富起來，也總要有地區先發展，這樣才能讓所有的人都富裕，所有的地區都發展。但這並不等於國民待遇也該兩樣。給予農民和市民同等國民待遇，是不需要花錢的，為什麼就做不到？

憂患（3）

金嘉祥認為根子就在計劃經濟年代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而打破這一體制性障礙的唯一途徑，就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只有城鄉一體化了，城市和農村之間消除了割裂和對立，沒有隔閡和障礙，農村才能富裕起來，農業才能興盛起來，農民也才能享受到和市民同等的國民待遇，享受到現代文明。

原來如此！成都市的幹部把問題想得這麼深，他們的思路就應該是清晰的，他們的做法也應該是可行的。於是，接下來，金嘉祥就滔滔不絕如數家珍地向我講述了成都的想法和做法。這些想法和做法，集中起來就是“六句話”、“三大重點工程”和“三個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