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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付出許多不該付的成本（比如跑批文、跑專案、跑關係），政府自己卻沒有任何效益，豈非“勞民傷財”？

更嚴重的是，規範的東西不能建立，不規範的東西就會乘虛而入，並大行其道。我們知道，計劃經濟在某種意義上其實是一種權力經濟。在這種體制下，資源的配置和財富的分配，都要依靠國家權力來“計劃”。權力總是掌握在少數人手裡的，何況計劃本身又並不規定執行和調整的具體操作。這就很難規範。事實上，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必有疏闊之處，而那些彈性的部分便正是權力尋租和權力贖買的空間。顯然，所謂“照章辦事”是靠不住的，必須主張“依法辦事”。

那麼，依法辦事為什麼就靠得住？它和照章辦事又有什麼不同？不同之處就在於，依法辦事的“法”只有一種，就是法律。法律只能由立法機關制定，行政部門不能立法，也就不會政出多門，不會自己挖坑自己埋。即便不同法律的條文發生了衝突，如何解釋，如何執行，也不由執行者說了算，必須申請司法解釋。更重要的是，法治的原則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中就包括資訊的對等。因此，只要是依法行政，法律就必須公佈，執法就必須公開，政策就必須講明，執行就可以監督，你就不能搞暗箱操作，只能規規矩矩依法辦事。可見只要當真是法治，那就肯定規範。規範，是法治的“天性”。

吹皺一池春水（2）

可惜這個傳統咱們沒有。為什麼沒有呢？說來話長。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與政府的性質有關。嚴格地說，中國古代沒有政府，只有朝廷和衙門。朝廷的功能是統治，衙門的職能是管制。正如戲文裡所唱的，官管官，官官管。官就是管，管就是官。官，就是管人管事管錢的，沒有服務的任務。人民政府當然不是衙門，但在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管”的功能仍很突出，人要管，事要管，錢就更要管。該管不該管的都要管，服務的功能就不大想得起來。

政府一旦是管制型的，就很難規範。為什麼呢？因為一個管制型的政府總是難免高人一等，唯我獨尊。它甚至想不自高自大都不可能。道理也很簡單。一個是管人的，一個是被管的，能平起平坐嗎？所以，管制型的政府即便要規範，那也只會想到去規範別人，不會想到自己也需要規範。相反，如果政府是服務型的，那它就一定是規範化的，也一定是謙恭親和的。這幾乎用不著解釋。你見過一個服務生趾高氣揚嗎？你見過一個服務生指手畫腳嗎？你見過一個服務生不按規範動作，想怎麼著就怎麼著，還瞪著眼睛說“用不著告訴你為什麼”嗎？

由此可見，規範化的政府必定是服務型的，服務型的政府也必定是規範化的。這正是現代政府的特徵。所謂“現代政府”，其實就是“法治政府”。法治政府和非法治政府、現代政府和非現代政府的區別，就在於前者服務，後者管制，前者必須規範，後者只要規矩。規矩和規範是不同的。規矩是一個“非法治社會”的概念，更多地具有道德、禮儀和約定俗成的意味，其作用也主要是“軟控制”而非“硬制約”。比如一個人“不講規矩”，其實奈何他不得。但對於一個“管制型機構”來說，有規矩也就夠了。所以中國古代的衙門是“有規矩，無規範”。

革命戰爭年代的政府則可以說是“有紀律，少規範”。紀律和規範也不一樣。規範是法治概念，規矩是倫理概念，紀律則是組織概念。有組織就有紀律，有紀律才有組織，合起來就叫“有組織，有紀律”。這在革命戰爭年代十分必要，也非常正確。但是，革命黨一旦轉變為執政黨，並建立起人民當家做主的法治政府，就不能“只有紀律，少有規範”，或“只有規矩，沒有規範”了。與此同時，“規範化政府”的問題一旦提到議事日程，這個政府也必定要由“管制型”轉變為“服務型”。這是歷史的必然，也是邏輯的必然。

事實上，成都在建設“規範化服務型政府”時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正是“轉變觀念”，並由“轉變觀念”而“轉變職能”、“轉變態度”、“轉變方式”。這裡面又包括四個內容，即“何為本位”、“該幹什麼”、“怎樣去做”、“如何問責”。管制型政府的任務是行使權力管制社會，執行這個任務的則是官員，因此是“權力本位”和“官本位”。服務型政府則相反，是“公民本位”和“社會本位”。它的宗旨是為公民和社會服務，並由此承擔著服務的任務和責任。服務得好，就是好政府；服務不好，就要追究責任。為了保證能夠提供良好的服務並確實能夠追究責任，就必須規範。也就是說，納入法治的體系。

弄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