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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症下藥的前提是找到病根，病根就在審批，或者說，審批的專案太多，審批的範圍太廣，審批的許可權太大，審批權的運用太濫。這就要進行清理，弄清楚哪些東西是必須依法保留的，哪些是可有可無的。這裡面又包括兩個內容，一是專案，二是程式。清理的原則，則是前面鄧全忠所說的，區分政府性投資專案和非政府性投資專案。前者從嚴管理，後者依法放開。這個標準一確立，一大堆可審可不審的專案、可走可不走的程式便都從政府的“硬碟”裡清了出去。然後再重新設計程式（流程再造），效率就大大提高了。

不過，政府的“硬碟”裡不但有“垃圾程式”和“垃圾檔案”，還有“病毒”。這就是行政部門的下屬企業和中介機構。不要小看這些“病毒”。它們不但破壞“程式”（經濟秩序），而且可能導致“宕機”（政府癱瘓），非清除不可。

這就肯定要引起反彈。減少審批專案和程式，已是“奪權”；砍掉政府行政部門下屬企業和中介機構，就更是“奪利”。公開對抗是不敢的，討價還價是會有的。鄧全忠告訴我，他們在進行這項工作的時候，談得很艱難。對方多半是糾纏於具體問題，說這個有什麼實際情況，那兒又涉及啥子困難。實在扛不過，就搬出“尚方寶劍”，說哪個是國家要求的，哪個是審批要求的。不過李春城他們也有辦法，說既然上面有規定，我們也不取消，那你能不能並聯處理，兩個部門同時給他辦？比如辦一件事情需要5天，你兩個同時辦，不也是5天？另外，如果不同的部門把的關是類似的，那麼，我們政府來協調，委託一個部門幫你一起把職能履行了，不也能提高效率嗎？

但這樣一來，分散辦公就不行了，層層審批層層簽字也不行了。於是，就有了“政務中心”，就有了“首席代表制”，就有了一系列的創新和改革，一個“規範化”和“服務型”的政府也就逐步地建立起來了。

我們可以額手稱慶了嗎？否！

吹皺一池春水（1）

規範化的政府必定是服務型的，服務型的政府也必定是規範化的

爭議一開始就存在，就連“規範化服務型政府”這個提法也有爭議。有必要叫這個名字嗎？就沒有別的說法嗎？的確，“規範化服務型政府”是很拗口，但似乎也找不到更好的表述。因為只有這樣說，才明白無誤地表明瞭其性質和特徵：一是規範，二是服務。這兩個內容，意義都很重大，意味也很深長。

先說“規範化”。

從邏輯上講，所謂“規範化政府”，是針對不規範或不那麼規範的政府而言的。照理說，世界上不該有不規範的政府。但凡是政府，總會有所規範。就說計劃經濟時代吧，其實也有政策法規和規章制度，也需要嚴守紀律、照章辦事，並不能隨心所欲。隨心所欲就不叫“計劃”了。孟子有云，不以規矩無以成方圓，因此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就連以“無法無天”相標榜的江湖，也有規矩和規則。民間尚且如此，何況政府？

話雖如此，具體情況卻並不樂觀。我們的一些地方，法律是有的，規章是有的，政策是有的，紀律是有的，原則是有的，條條框框也不少，可就是“規而不範”。為什麼呢？原因之一，恐怕就因為我們沒有弄明白：規矩不是規範，紀律不是法律，照章辦事也不等於依法辦事。我們把這些概念混淆了。那麼，依法辦事和照章辦事又有什麼不同呢？表面上看，它們在辦事的時候都需要有規定和依據，只不過這規定和依據，一為法，一為章。然而這一字之差卻有天壤之別。第一，照章辦事的那個“章”，可以是法規，可以是政策，可以是紅標頭檔案，還可以是約定俗成。這可沒有譜。第二，這些“章程”出自何方，也說不清。就說紅標頭檔案，它可能是中央的，也可能是地方的，還可能是本部門自己制定的。自己制定的規章制度自己執行，對不對，好不好，該不該，誰說得清？第三，這些“章程”有哪些內容，如何掌握，哪些該緊，哪些可松，只有執行者知道，人民群眾和社會組織是不知道的。結果，執行者是否當真照章辦事，大家也不知道。第四，這些“章程”既然政出多門，又沒有經過嚴格的立法程式，也就難免朝令夕改，各行其是。如果發生衝突，該聽誰的，大約也只能由執行者“看著辦”。這個“看著辦”可又是說不清的事，於是只好勾兌。勾兌得好，酒杯一端，政策放寬，哪有規範可言？結果便只能是“規而不範”。所謂“規而不範”，不僅包括有法不依，還包括亂設關口，把不該管的都管起來。不該管的管了，該管的就肯定管不好。結果，公民和企業為了和政府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