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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裡勾銷”。

史學家余英時指出，作為被青年當作偶像崇拜的胡適思想以及所謂的胡適崇拜（The　HuShih　Cult），並非由政治權威造成，而是象徵向權威挑戰的心理；因此他成了唐德剛口中“近代中國惟一沒有槍桿子作後盾而思想言論能風靡一時，在意識形態上能顛倒眾生的思想家”。但也因此，無論左右、兩岸，甚或激進、保守，都和胡適思想過不去。終其一生，面對來自政治的不信任、壓力與封殺，到最後抑鬱而終，正是這股革命力量所賦予的原罪。

季羨林說：“在中國近代史上，胡適是一個起過重要作用但爭議又非常多的人物。”

劉文典的《怎樣叫做中西學術之溝通》中談到胡適：“我的朋友胡適之，著了一部《中國哲學史大綱》，這部書的價值，實在可以算得是中國近代一部EpochMaking（劃時代）的書，就是西洋人著西洋哲學史，也只有德國的Windelband（文德爾班）和美國的Thilly（梯利）兩位名家的書著得和他一樣好。”

柳存仁《記北京大學的教授》一文記錄了胡適：“胡適之先生的談吐是可愛的，聽說已被列為世界十大演說家之一。”“胡先生在大庭廣眾間的演講之好，不在其演講綱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夠儘量的發揮演說家的神態，姿勢，和能夠使安徽績溪化的國語儘量的抑揚頓挫。並且因為他是具有純正的學者氣息的一個人，他說話時的語氣總是十分的熱摯真懇，帶有一股自然的傻氣，所以特別的能夠感動人。”

胡適逝世後，在臺灣舉行了隆重的葬禮，蔣介石親臨致祭，親書輓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梁寒操挽胡適：“著書成二十萬言，才未盡也；得謗通九州四海，名亦隨之。”

胡適在提倡白話文和紅學研究方面的成就為舉世所公認。胡適去世後，有人撰聯挽之：“先生去了，黃泉如遇曹雪芹，問他紅樓夢底事？後輩知道，今世幸有胡適之，教人白話做文章。”

沈從文論及原北大文學院院長鬍適先生時說：“適之先生的最大的嘗試並不是他的新詩《嘗試集》。他把我這位沒有上過學的無名小卒聘請到大學裡來教書，這才是他最大膽的嘗試！”

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時，以“思想自由、相容幷包”為辦學方針，聘請年僅26歲的胡適為北大教授，“適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譽滿士林”。

徐復觀說：胡適是一個偉大的書生。

殷海光說：胡適是個大鄉愿。

蔡元培說胡適：“舊學邃密，新知深沉。”

北大學生對教師素來挑剔，北京大學學生顧頡剛介紹傅斯年去聽胡適上課，以決定要不要將這個新來的留學生從北大哲學系趕走。傅斯年聽了幾次課以後，他評價胡適：“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於是胡適留在了北大哲學系。

1921年，梁啟超將作品《墨子》箋註輯為《墨經校釋》四卷，送請胡適作序。胡適在這篇長序讚美任公的貢獻，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任公常說：“績溪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適之”。

詩人余光中認為“胡適等人在新詩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歷史的，不是美學的”。

提起風光無限的胡適先生，中山大學歷史系的桑兵教授會感到一絲遺憾與納悶：學術領袖不以學術成名，畢竟令人感到尷尬。

朱學勤的說法是：“我擺脫不了魯迅的內心感受，卻想追隨胡適的目標……我在理智上知道胡適的選擇比魯迅正確……但在切身感受上，我實在去不掉魯迅的黑暗，魯迅的‘鬼氣’。”他還說過胡適是飯，魯迅是藥這樣的話，意思是胡適一天也離不了，魯迅只有在有問題時才有用。

抗戰前夕，日本政論家伏室高信特地到中國來訪問胡適，說：“日本民間只知道中國有三個名人，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梅蘭芳，另一個就是胡適。”這位政論家把談話記錄，刊在一本叫做《亞洲內幕》的刊物中。

魯迅說胡適予他的印象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貼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

李慎之先生曾言：“20世紀是魯迅的世紀，21世紀是胡適的世紀。”

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書中給他相當高的評價：胡適之先生的了不起之處，便是他原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山宗師，但是經過五十年之考驗，他既未流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