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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策，他認為政府實際是對內實行獨裁，對外等於屈服。他認為，真正的安內，不是剿滅共產黨，而是“必須開放黨禁，使各黨各派的有力量有野心之分子有公開活動的自由”。

1937年7月29日，北平淪陷。這日，梁實秋對長女梁文茜說：“孩子，明天你吃的燒餅就是亡國奴的燒餅。”

抗戰爆發，北平淪陷。北大教授張忠紱通知梁實秋，說他們二人已經上了偵緝隊的黑名單，讓梁趕緊離開北平。梁考慮再三，決定南下。梁後來回憶：“我們（注：指其與羅隆基等人）願意共赴國難。離開北平的時候我是寫下遺囑才走的，因為我不知道我此後的命運如何。我將盡我一份力量為國家做一點事。”

梁文茜回憶，七七事變爆發後，父親梁實秋想投筆從戎，深夜和程季淑長談計議，打算到後方參加抗日工作。十歲的梁文茜縮在被窩裡偷聽父母談話，猶記得他們嚴肅的神情。不久，梁實秋便毅然決然南下，程季淑沒有哭，但很緊張。她問母親：“爸爸幹嘛去了？”母親小聲告訴她：“打日本。”

梁實秋到達天津，寓居羅隆基家中。兩人時刻關注著中日戰爭的形勢，梁回憶：“努生（羅隆基）有一幅詳細的大地圖，他用大頭針和紙片製作好多面小旗，白的代表日寇，紅的代表我軍，我們每天晚上一面聽無線電廣播，一而按照當時戰況將紅旗白旗插在地圖上面。令人喪氣的是津浦線上白旗咄咄逼人，紅旗步步後退。我們緊張極了，乾著急。”

天津告急後，梁實秋和羅隆基南下南京。在濟南火車站，他遇到從前的一位女學生。學生問他去哪裡，他回答：“到南京，赴國難，投效政府，能做什麼就做什麼。”學生問及師母，他告知：“我顧不得她，留在北平家裡。”汽笛響起，梁實秋與學生揮手作別，二人都流下淚來。

1938年，梁實秋應教育部次長張道藩之邀請，參加了“中小學教科用書編輯委員會”，擔任了任務最繁重的教科書組主任一職。梁本無編撰教科書的經驗，但“既到後方，理宜積極參加與抗戰有關之工作”，所以硬著頭皮接受了。梁預先申明，他是義務主持編撰教科書，不領薪水。

1948年，梁實秋在中山大學任教，與王越興趣相投，言談甚歡。次年，梁對王說：“我要到香港去。”王勸他：“你不要走。你教你的書嘛。”他委婉地說：“你和我不同，我是和魯迅打過筆戰的人，魯迅稱我‘資本家的乏走狗’，新政府日後如何待我，實在心中無底，我還是先到香港看看再說。”隨後，梁實秋赴港，之後又去了臺灣。

初到臺灣，梁實秋常面向大陸，縱目遠眺。每逢春節，他便覺得辛酸和苦澀，他稱春節拜年為“苦悶的象徵”。

晚年，梁實秋與妻女一起在美國生活，他心念大陸，希望有一天能回到祖國，但如果定居臺灣，此生回鄉之願大概無法實現，所以只能申請美國的長期居留證，希望有朝一日由美回到祖國。但他始終對去國遠遊一事耿耿於懷，不但抱怨當地“乏言可陳”、讓他只能“靜待晚年”，並且拒絕加入美國籍。他說，入籍必需宣誓忠於美利堅合眾國，“這一點，我做不到，因為我愛我的中國”。梁文薔也只能刻了一方“四海為家”的印章送給父親。

1981年，梁文薔到大陸探親，大姐梁文茜讓她給父親帶回一枝棗樹葉，上面還有一個小青棗。這枝棗樹葉來自於當年梁實秋故居棗樹的後代。後來棗和棗葉都枯萎了，梁實秋將棗葉夾在書中珍藏。

梁實秋很喜歡青島，晚年，他寫道：“我曾夢想，如果有朝一日，可以安然退休，總要找一個比較舒適安逸的地點去居住……我是北平人，從不以北平為理想的地方。北平從繁華而破落，從高雅而庸俗，而惡劣，幾經滄桑，早已不復舊觀。我雖然足跡不廣，但北自遼東，南至百粵，也走過了十幾省，竊以為真正令人流連不忍去的地方應推青島。”長女梁文茜曾專門將青島海灘的一把細沙裝入瓶中寄給父親，梁實秋將它供在案頭，看得老淚縱橫。

王越回憶，梁實秋之子梁文騏曾在暨南大學數學系當教授。一次，梁文騏將其父的信和寄來的一首杜甫的詩交給王，說其父希望王想辦法幫他安排一下，他想回來，到北京老家去看看。王與廣東統戰部商量，統戰部長說：“噢，梁實秋啊，聽說他在臺灣很有地位的，這個人要回來得通知中央的統戰部，由那邊決定。”此事報知中央統戰部後，中央統戰部說，他要回來，應當自己寫封信給中央統戰部，由中央統戰部考慮後決定。梁實秋不願寫，事情就擱下了。一年後，梁實秋去世，他最終也沒有實現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