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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在臺灣的梁實秋在《關於魯迅》一文中提及這段舊事，他回憶說，他在青島大學圖書館曾登出過數十冊“從前遺留下來的低階的黃色書刊”，“魯迅的若干冊作品並不在內；但是這件事立刻有人傳報到上海，以訛傳訛，硬說是我把魯迅及其他左傾作品一律焚燬了，魯迅自己也很高興地利用這一虛假情報，派做為我的罪狀之一。其實完全沒有這樣的一回事。”

梁實秋坦然地說：“我個人並不贊成把他的作品列為禁書。我生平最服膺伏爾泰的一句話：‘我不贊成你說的話，但我拼死命擁護你說你的話的自由。’我對魯迅亦復如是。”

梁實秋生前不大向女兒梁文薔提起他與魯迅的是是非非，加上臺灣將魯迅的書列為禁書，所以梁文薔並不知道他們有什麼“過節”。直到後來梁文薔到了美國，才陸陸續續讀到他們當年的文章。有一次，梁文薔問父親：“你當年和魯迅都吵些什麼？”梁實秋說，他們之間並沒有什麼仇恨，只不過兩個人對一個問題的看法不同，其實他還是很欣賞魯迅的文學的。

梁實秋對魯迅的作品很是熟悉。70年代，年過古稀的梁與韓菁清熱戀遭到臺灣各界反對時，梁在給韓的信中幾次重複了魯迅小說《傷逝》中子君的話：“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

【自由】

章宗祥的兒子和梁實秋同一宿舍，“五四”當天學生遊行後，章的兒子就悄悄避走了。但還是有許多人不依不饒地擁進了寢室，把他的床鋪搗爛，衣箱裡的東西也扔得狼藉滿地。梁實秋回到宿舍，看到此情景，很是反感。不久，章的兒子因病去世，每念及此，梁就心有餘痛。

1919年5月19日，梁實秋跟隨學生隊伍到前門外的珠市口進行演講。他們從店鋪裡搬來幾條木凳，橫排在街道上，便開始演講。人越聚越多，講演者情緒越來越激昂。這時有兩三輛汽車因無法透過，不停按喇叭，頓時激怒了群眾，有人一聲喊打，眾人便一擁而上，七手八腳地搗毀了一部汽車。這件事使梁實秋對五四運動有所反思：“我當時感覺到大家只是一股憤怒不知向誰發洩，恨政府無能，恨官吏賣國，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發洩了。在這股洪流中沒有人能保持冷靜，此之謂群眾心理。”

“五四”運動後，學生會要求學校給予其自治的權利，選舉評議會過問學校事務。梁實秋在清華的最後幾年一直擔任評議員。他後來回憶說：“我深深感覺‘群眾心理’是可怕的，組織的力量如果濫用也是很可怕的。我們在短短期間內驅逐的三位校長，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羅忠詒，不知什麼人傳出了訊息說他吸食鴉片煙，於是喧嚷開來，輿論譁然，嚇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勢眾的時候往往是不講理的。學生會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時候，總要鬧罷課的勾當，如果有人提出罷課的主張，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總會透過。”梁感嘆道：“罷課曾經是贏得偉大勝利的手段，到後來成了惹人厭惡的荒唐行為。”

梁實秋評價“五四”運動道：“五四往好處一變而為新文化運動，往壞處一變而為鬧風潮。”他說：“因為探求新知過於熱心，對於學校的正常的功課反倒輕視疏忽了”，“追逐時尚，皇皇然不知其所屆，這是五四以後一窩蜂的現象，表面上轟轟烈烈，如花團錦簇，實際上不能免於淺薄幼稚。”

梁實秋信仰自由主義。1924年之後，孫中山排斥個人自由，梁曾撰文批評孫，要求國民黨給予民眾“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身體自由”。他還批判行政院長鬍漢民口是心非，質問胡道：“打了五六個月的苦仗，死傷幾十萬人民，耗費幾千萬金錢……今日中國武人割據的局面消滅了沒有？軍閥的根株剷除了沒有？”

國民黨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在《申報》上發表了兩句格言，其中有一句：“要人人犧牲自由，然後國家得自由。”梁實秋直斥為“不通”。

1929年到1930年，胡適、羅隆基、梁實秋在《新月》雜誌發表一系列猛烈抨擊國民黨政權無視人權、一黨專制、壓制思想自由的文章，蔡元培、張元濟等人都為之擊節叫好。

梁實秋曾批評左翼的“普羅文學”，嘲諷某些左翼作家一貫對蘇聯馬首是瞻；但當國民黨查禁“普羅書籍”時，梁卻堅決反對國民黨政府的文化政策，他說：“這一會普羅文學之又將遭受取締，我的同情卻在普羅這一面。這並非是示惠於人，亦非故作公證之態。凡是贊成思想自由文藝自由的人，對於暴力（無論出自何方）是都要反對的。”

梁實秋對國民黨無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