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懍於孔子所謂‘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的名訓，一切讚許不免轉成一種不祥的負擔……世事倏忽多變，持靜守常，在人事風風雨雨中，或可少些麻煩。……若尚存任何不符現實的奢望，恐隨之而來的將是意外災星，實在招架不住。”

王曾說，沈從文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的權利。有一年，通知他去辦理從歷史博物館調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手續時，他誤以為是辦理退休手續，走進有關部門的辦公室，他緊張得手足無措，囁嚅著說：“我還能做點事，請不要讓我退休。”

沈從文致信次子沈虎雛夫婦說：“無論今後萬一出現什麼，你們務必記住一點，即緘默……若不萬分謹慎，出了事故，還莫名其妙。所以務必實事求是，把我看成一個並非什麼大不了人物，事實上應說是個十分庸俗普通人物，才可免去意外災星。”

沈從文的研究學者凌宇準備籌辦一次規模宏大的“沈從文國際學術討論會”，沈從文知道後，兩次致信凌宇，堅決要求取消這樣的活動。

晚年，沈從文引起國內外文壇的廣泛關注，然而，越是倍受關注，沈的態度越發地謹慎小心，沈要求他的鳳凰老鄉、吉首大學的青年老師劉一友轉告吉首大學對他感興趣的師生們：“不要研究我，會打爛飯碗的！”就在去世的前幾天，沈還對劉說：“不要宣傳我……要提防有人槍打出頭鳥。”

【棄文】

1948年歲末，周定一到沈從文家看望老師，臨別時，沈臨寫了史孝山的《出師頌》，在條幅的落款處鄭重寫下：“三十七年除日封筆試紙”。

1949年7月召開的“第一次文代會”，沈從文與京派理論家朱光潛、淪陷區女作家張愛玲、國統區作家無名氏（卜寧）等都被排除在外，並被趕下北大的講臺。多年後，夏衍對李輝談及沈從文被排除的原因，是沈四十年代為《戰國策》雜誌（該雜誌曾宣揚法西斯，創辦該雜誌的西南聯大教授林同濟、陳銓、雷海宗等人被稱為“戰國策派”）寫文章，講三K主義。

在革大學習時，沈從文很少參加集體活動，顯得形隻影單。當別人下棋、聊天、跳舞的時候，沈則走進廚房，和廚師們聊天。他以廚房的一位老師傅為原型寫了一篇小說《老同志》，卻因為受到許多條條框框的影響，失去了其往日文章的神韻，而且，一直無法發表。他寫信給丁玲求助，依然未能發表。

從“革大”畢業時，沈從文原本可以重新選擇工作，學習小組的組長也告訴他上級希望他繼續從事寫作。沈聽罷很是困惑，他覺得，既然你們都否定我過去的作品，認為我思想有問題，我再寫，也是徒勞無益。最終，他還是選擇回到歷史博物館研究文物。

50年代，輔仁大學曾有意聘請沈從文為教授，沈權衡再三，拒絕了；有人建議他寫一些歷史故事，但沈怕自己對歷史人物的理解和專家學者存在差異，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再次謝絕。沈從文覺得，還是和文物在一起感到溫暖，“它們不僅連線了生死，也融洽了人生”。

張兆和在華北“革大”學習時，沈從文整天在博物院工作、學習，晚上回家後，還要照顧兩個孩子，等孩子入睡後，常常深夜獨坐，聽古典音樂唱片。某晚，馬逢華陪著他聽音樂，他像從夢中醒來似的說：“我這副腦子整個壞了，僵硬了，一點沒有用處。只有當我沉湎在音樂裡面時，才又覺得恢復了想象能力，——有時我好像又回到了從前在湖南鄉下的時候。我可以聽見小河裡流水的響聲，聞到草地上青草的腥味，聽見蚱蜢振翅的小小噪音……我好像重新充滿了創造力。有時候，一個晚上我能寫出很多東西來，第二天再把它們撕掉。”

那晚沈從文給馬逢華看了一首新寫的長詩，馬看後愛不忍釋，覺得撕掉可惜，讓沈交給他保管。沈說：“這樣的東西還有什麼儲存的價值？我撕也不知道撕了好多。以後的文章作品，都得為工農兵服務！”

1953年，沈從文接到開明書店的通知：“你的作品已經過時，凡在開明的已印未印各書稿及紙型，已全部代為焚燬。”

同年9月間，全國文代會第二次大會在懷仁堂舉行，沈從文參加了大會。會後，毛澤東和周恩來接見一部分代表，在介紹到沈從文時，毛澤東問過他的年齡後，說：“年紀還不老，再寫幾年小說吧。”沈從文回憶：“當時除了興奮感激，眼睛發潮，什麼也沒說。”

1956年，沈從文萌生了繼續寫作的想法，他在歷史博物館過得並不愉快，沒有固定的辦公桌，沒有經費，沒有助手，每天花兩個小時擠公車上下班，共換八次車，黃昏過馬路還擔心被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