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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都居中勸解；在上海時，丁玲第一次領到稿費，便約沈和她一起到南京路上選購絲襪；他們還一起辦《紅黑》、《人間》雜誌，以至於被小報諷刺為“三角戀愛”。胡也頻被捕前，沈從文由武漢到上海看望他，見天寒地凍，胡只著單衣，便將自己的一件新虎絨長袍借給胡禦寒。後胡也頻被捕時，就穿著這件長袍。

胡也頻被捕之後，為了不讓丁玲的母親擔憂，沈從文以胡也頻的名義給丁玲的母親寫信。沈又多次求助胡適、徐志摩，給南京的蔡元培、楊杏佛等人寫信，希望透過他們保釋胡；還特地到南京找陳立夫求助。為胡也頻之事，沈從文頻繁奔波於上海和南京之間達十餘次。一次他拿著蔡元培的信去找當時的上海市長張群，但最終無功而返。胡也頻遇難後，沈從文以“丈夫”名義，冒著生命危險，陪伴丁玲回到湖南，把胡也頻與丁玲的孩子交給丁玲的母親撫養。

1933年，丁玲失蹤（很久之後才知道是被捕），沈從文多方呼籲、打聽，撰文提醒各方關注此事。不久誤傳丁玲被害，悲憤之餘，沈從文寫下十一萬字的《記丁玲》。得知丁玲被國民黨軟禁在南京後，沈從文聞信，攜新婚妻子張兆和，帶著丁玲兒子的相片，探望丁玲，並相繼寫下《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蹤》等文章。同時，他與蔡元培、楊杏佛、胡愈之、葉聖陶、郁達夫等38位文化名人向南京政府聯名致電，要求釋放丁玲與潘漢年。從胡適的日記中，也可以看到沈從文多次求助胡適，請胡營救丁玲。

1946年，回到北京的沈從文隱約聽到丁玲批評他“與人民脫節”，但他並不以為丁玲是針對他，因為丁在30年代便這樣說過他。

1949年6月，在痛苦恐懼中掙扎的沈從文終於盼到了丁玲回京，他認為只有丁玲才能澄清他與共產黨之間的“誤會”。他帶著12歲的兒子沈虎雛去拜訪丁玲。沈虎雛回憶：

“爸爸攥著我的手，一路沉默。我明白他的激動和期待。……暖融融的房間（沈虎雛回憶此次會面是冬天，但據研究者考證，應在夏天）陽光充足，我看見爸爸綻開的笑臉，帶著一點遲滯病容……

回來我一直在納悶，這相隔十二年的老友重逢，一點不像我想的。只如同被一位相識首長客氣地接見，難道爸爸媽媽那些美好的回憶，都是幼稚的錯覺？那暖融融大房間裡的冷漠氣象，嵌在我記憶裡永遠無法抹去。”

沈從文在致友人的信中也流露出對丁玲的不滿：“相熟三十年朋友，不僅將如陌生，甚至於且從疏離而成忌誤。”但沈困難時，還是向丁玲借過錢。1952年，沈從文填寫《博物館工作人員交代社會關係表》時，將丁玲列為“個別友誼好的”朋友。

林斤瀾回憶過一件小事：1960年第三次文代會期間的一個作家聯誼會上，他同時見到了沈和丁。那時許多人都不與丁玲交談，使她顯得孤單落寞。只有老舍的幾句問候使她顯得格外興奮。沈從文同以往一樣坐在角落裡不說話。但會後，在丁玲等公共汽車時，沈從文急急忙忙趕來，林不便太接近二人，所以不知道他們說什麼，只見沈臉帶笑容，關切地看著丁玲，熱情地談著什麼。丁玲則始終板著面孔，眼睛不時望著別處，一掃同老舍說話時的興奮勁兒，似乎不大願意與沈從文交談。後來，沈從文一個人離開車站，走回家去。

1980年，丁玲發表了《也頻與革命》一文，文中聲稱自己四、五個月前終於看到了沈從文寫的《記胡也頻》、《記丁玲》兩文，她寫道：“作者在書中提到胡也頻和我與革命的關係時，毫無顧忌，信筆亂編……類似的胡言亂語，連篇累牘，不僅暴露了作者對革命的無知，無情……”甚至謾罵沈為“貪生怕死的膽小鬼，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的市儈”。

丁玲說：“我被捕後，有一年沈從文又到了常德。有兩個文學青年，也是他的崇拜者去看他，並告訴他我母親在常德，問他要不要去看望。他說沒時間了，不去了。這兩個青年很氣憤，將情況如實告訴了我母親，認為他太不夠朋友了。等到後來我母親將這一情況告訴我之後，我也很生氣，這叫什麼朋友？建國前夕，我回到了北京，雪峰同志告訴我，我被捕後，他曾找到沈從文，懇求他出面保我出獄，一切費用由黨負擔，但卻遭到了沈從文的斷然拒絕，他表示不能插手這件事了。這就說明，沈從文怕得要命。而他寫什麼《記丁玲》，好像和我友誼多麼深厚，純粹是偽君子。透過這兩件事，我實在不願再理他了。但是，我還是和陳明一起去看了他一趟。當時，他很害怕。我們告訴他：共產黨不會殺你的，怕什麼？”

吳泰昌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