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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酒情懷春作惡，落花庭院月如鉤。

妙手碧玉瓜初破，子夜銅壺影欲流。

懶卷珠簾聽燕語，泥他風度太溫柔。〗

正當他們沉浸在新婚燕爾的歡快之中時，不幸郁達夫患了嚴重的瘧疾，雖經孫荃悉心照料，但病好之後，郁達夫的假期已到，即將別離的兩人難分難捨。這一情況，郁達夫在自傳體小說《蔦籮行》中有詳細的描寫。試看下面一段：“將行的前夜，你也不說什麼，我也沒有什麼話好對你說。我從朋友家裡喝醉了酒回來，睡在床上，只見你呆呆的坐在灰黃的燈下。可憐你一直到第二天的早晨我將要上船的時候止，終沒有橫到我床邊上來睡一忽兒，也沒有講一句話……”

1921年，郁達夫應郭沫若之邀，回上海負責《創造季刊》的出版工作，他和孫荃又得以相聚。但時隔不久，郁達夫須趕回日本，參加帝大的畢業考試，夫妻再一次別離，依依難捨，灑淚聯句作別。聯句雲：

〖夢裡哭君行，疑已到天明（孫）

醒來卻喜夜沉沉（鬱）

不是阿儂拋不了，郎太多情（孫）

無語算郵程，暗自心驚，（鬱）

途中千萬莫多停。到得胡天安住後，寄個迴音（孫）〗

1922年7月，郁達夫結束了他十多年的日本留學生活，回到了上海。在上海，他參與了創造社對文學研究會的論戰。後為生活所迫，又去安慶法政專門學校任教。這時，他一面教書一面創作，勞累成疾。後來在安慶卸職後，貧窮又跟隨著他。他回家養病，以後又帶孫荃到了上海。但各處的生活和工作都不能使他滿意，他想到了自殺，又想到去俄國做勞工，都為親人所勸止。關於這一段的生活，他亦在自傳體的小說《蔦籮行》中有較為細緻的敘述。1923年秋，他受聘於北京大學，擔任統計學講師；1924年初，他又赴武昌，擔任武昌師大文科教授，同年十一月他離開武昌，回到上海，不久肺病復發，只好回富陽、杭州療養。這期間，他和孫荃有簡短的生活。

1926年3月，郁達夫受廣州中山大學的邀請，與郭沫若結伴同往。孫荃暫時住在北京郁達夫長兄鬱曼陀家中，這時又添了第二個兒子熊兒，生活更加困苦。孫荃在給郁達夫的信中備述了生活的艱難窘況，郁達夫看後熱淚盈眶，日記中記道：“我真不曉得荃君如何在那裡度日，我更不知道今年三月裡新生的熊兒亦安好？”他立刻寄錢過去，但因為錢少，這又使他不得安心。他的大兒子龍兒又在這飢寒交迫中突患腦膜炎，郁達夫聞訊日夜兼程地趕到北京時，龍兒已經埋葬四天了。由於愛子的夭折，郁達夫便在北京滯留了兩個月，後又不得不返回中大上課，但心中一直在惦念著北京的妻兒，每隔七、八天收不到孫荃的來信，便焦急難耐。若有人去北京，他不是帶錢回去，就是捎一些燕窩去，盡心盡力地體恤著在孤寂中撫養著孩子的妻子。

後來由於創造社工作的需要，郁達夫辭去了中山大學的教職，回到上海來。他本想到接回住在北京的妻子來上海共同生活，無奈拮据的經濟狀況使他不能這樣。在北京的孫荃也擔心郁達夫的孤寂生活。當大雪紛飛，北京已是隆冬季節的時候，孫荃想到郁達夫尚無棉衣禦寒，便冒了大雪到郵局給他寄去一件皮袍子。當郁達夫取回皮袍時，心裡真是萬分地感謝孫荃，只一個心眼地想到如何想法子去報答孫荃。

孫荃以為能和丈夫團聚之時，卻不曾料到郁達夫此時遇見了王映霞，並於1928年2月與王映霞結婚。孫荃從此就吃長素，唸佛誦經，沒有再嫁。

郁達夫的長女鬱黎民回憶母親：“在長夜漫漫中，她只得斷葷茹素，尋求精神上的寄託，成了虔誠的佛教徒。”鬱黎民還記得，小時候一覺醒來，往往能聽到隔壁小佛堂傳來母親喃喃的誦經聲，和著一下一下輕敲的木魚聲。

孫荃對兒女管教嚴厲。孩子放學回家，先要去她那裡報到，做完了作業就在家看兒童畫報。抗日戰爭時期，即使四處奔波逃難，孫荃也隨身攜帶《唐詩三百首》等書籍，她還指導孩子們辦了一個叫《零碎》的刊物，三個小孩子輪流當責任編輯，每期每人要寫幾篇文章，不管是日記、故事、小小說還是散文，甚至還可以畫一張畫。

1931年3月，郁達夫與王映霞之間的矛盾升級，他帶著複雜的心情回到了富陽老家，見到了久別的妻兒。他對兒子天民最是喜愛：“熊兒好，熊兒好，大頭大腦的，又健又壯，這雙手就像兩個粉團。”

儘管郁達夫請來岳母規勸，但孫荃不肯原諒他，她把郁達夫安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