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崎行雄，到中華留日學生青年會給近千名中國留學生演講。尾崎在演講中把辛亥革命後的中國仍叫做“清國”，還帶有明顯的諷刺意昧。突然，大廳中“呼”地站起來一青年，用流利的日語說：“請問尾崎雄先生，你怎麼能把辛亥革命以後的中國仍然稱作清國呢？是不知道中華民國這個事實，還是故意這樣稱呼？”駁得尾崎行雄啞口無言，被迫道歉。這青年就是郁達夫。

60多年以後，夏衍先生於1985年8月回憶這件事時說：“一位年輕的中國留學生，駁倒一位日本政界的大人物，這件事很快就在留學生中傳為美談，連遠在北九州戶煙町唸書的我也知道了。我佩服他的勇氣，佩服他敢於頂撞一個大人物的愛國主義精神。”

郁達夫參加了魯迅的葬禮，感慨：“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們自覺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為；也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家看出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的半絕望的國家。”

日本侵略中國後，郁達夫無比憤怒，只有一提到“日本”二字，他就有一種抑制不住的反感。有一次，他在福建同日本人松永一起吃飯，當著眾人的面，在席上痛斥日本軍國主義者不該侵略中國，正氣凜然，令人震驚。

有一天晚上，劉海粟和郁達夫躺在新加坡期頤園中的草地上，兩人隨即談及時局。郁達夫忽地憤然躍起，仰天喃喃地說：“海粟！萬一敵軍侵入新加坡，我們要寧死不屈，不能喪失炎黃子孫的氣節，做不成文天祥、陸秀夫，也要做伯夷叔齊！”

郁達夫被推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聯合會主席，併兼任愛國僑領陳嘉庚先生任主席的新加坡華僑抗敵動員委員會執行委員。王任叔在《記郁達夫》裡說到一段：“愛同小學校裡，有時靜寂得如深山古剎似的。達夫孤單地一個守在那裡。他有老僧似的忍耐力，他並不因此而感到孤寂。他自然不是一個具有領導能力的領袖，但他總愛盡他能盡的一份責任。即此負責精神，已使熱情的青年們對他有一種嶄新的看法了。”

【家恨】

1937年12月，日軍攻陷杭州、富陽後，郁達夫的七十多歲老母親不願做亡國奴，躲在夾牆中，除夕那天餓死於家鄉的鸛山。噩耗傳到福州已是1938年春初，國仇家恨，雙錘齊下，郁達夫悲慟欲絕，即在劉宅景屏軒設靈堂遙祭，並親自書寫一聯：“無母何依；此仇必報”，懸掛於其母遺像旁。決心化悲痛為力量，投入更廣泛的全國性抗日洪流中去。

1939年11月23日清晨，郁達夫的大哥、上海著名大律師鬱華（鬱曼陀）在赴法院途中，被奸徒狙擊，連中三彈殞命。鬱華曾是創造社四鉅子之一，詩酒風流，甚是香豔，如其《鴛湖新詞》：“春泥冷濺小菱靴，連臂湖塍唱踏沙。花底幾家新酒熟，水邊三月麗人多。鬢雲漸重鞭絲膩，面頁微香扇影過。珠箔飄鐙歸去晚，調笙還倩粉兒歌。”身在新加坡的郁達夫聞訊，為大哥寫來一副輓聯：

〖天壤薄王郎，節見窮時，各有清名揚海內；

乾坤扶正氣，神傷雨夜，好憑血債索江東。〗

【婚姻】

郁達夫的第一次婚姻是典型的舊式婚姻。在他三歲的時候，就由父母做主給他訂了親。未婚妻孫藍坡是鄉間少有的才女，讀過一些詩詞。郁達夫原本對包辦婚姻反感，但當他讀過未婚妻託人捎給他的手書密信，稱讚孫藍坡“文字清簡，已能壓倒前輩老秀才矣。”當他第一次接觸孫時，驚喜萬分，他後來給長兄鬱華的信中說，孫藍坡雖“荊釵裙布，貌頗不揚，然吐屬風流，亦有可取處”。郁達夫驚詫於孫藍坡的文采，孫在郁達夫指導下，曾寫了不少好的古體詩。孫藍坡後由郁達夫為其改名孫荃。

見面之後，郁達夫與孫荃之間書信往來密切，在信中二人詩詞唱和，互訴衷腸。郁達夫對孫荃的詩作頗為欣賞，曾把自己的詩和孫荃的詩混在一起，以自己的名字發表在《之江日報》上，竟使讀者真假難辯。郁達夫還把孫荃的詩作編成集子，命名為《夕陽樓詩稿》，誇示同人。為了將來生活和諧美滿，郁達夫也開始要求孫荃學習書法，並親手楷書影格，孫荃都照辦了。

1920年暑假，因祖母患病，郁達夫回國省親，在雙方家長的堅持下，郁達夫和孫荃完了婚。由於郁達夫的堅持，沒有舉行什麼儀式，也沒有證婚人和媒人到場，甚至沒有點燃喜慶的蠟燭和鞭炮，孫荃只是在夜色降臨的時候，悄然乘上轎子，就算過了郁達夫的家門。簡單的晚飯後，新郎、新娘即獨自到樓上上床就寢。

婚後的生活是愉快的。郁達夫做詩曰：

〖夢來啼笑醒來羞，紅似相思綠是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