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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輯《給郁達夫的信》中第二封，本為王映霞“致郁達夫夫君收存”的“字據”：

〖映霞因一時家庭生活痛苦，精神上無所寄託，致與許紹棣君有精神上的熱戀情事，現經友人調解及自己之反省，覺此等情事，實與夫妻生活有礙。今後當絕對與許君斷絕往來，夫婦共同努力於圓滿家庭生活之創造。

此致

郁達夫君收存〗

有人認為是王映霞先寫了這張字據交郁達夫收執，郁達夫才肯在《大公報》刊登有“神經失常”字樣的《道歉啟事》的。但王映霞在《自傳》中堅決否認這張字據。

然而感情的裂痕卻自此愈來愈深，終至最後在南洋惡臉相向。郁達夫把上面提到的籤詩和他所寫的詞，連同年（民國）三十六到三十八年間作的十八首律詩與絕句集為一編，加以註解，名曰《毀家詩紀》，在香港《大風》雜誌上公開發表，詳細敘說王映霞與許紹棣的“熱戀情事”；並聲言不要稿費，轟動一時，成為當年的熱門話題。郁達夫在詩詞中將王映霞比作妾。情變后王氏出走，鬱指其為“逃妾”，並在其丟下的一襲紗衫上題“下堂妾王氏衣物”。

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長信的開始》和《請看事實》相對應，在文中他否認與許紹棣的關係，並極力對郁達夫攻擊，甚至有“蒙了人皮的獸心”等語，也是辯誣過頭，幾近謾罵。在報紙的推波助瀾之下，一對“富春江上神仙侶”終於覆水難收，以“協議離婚”分道揚鑣。王映霞從新加坡孤身回國，郁達夫則攜帶兒子鬱飛繼續在南洋飄泊，直到1945年被日本憲兵秘密殺害。王映霞後嫁於華中航業局經理鍾賢道，據傳當時婚禮極盡鋪張奢華。郁達夫失蹤後，郁達夫與王映霞所生的兩個兒子（鬱飛除外）也被送到孫荃處撫養。2000年12月，王映霞去世。

汪靜之在《王映霞的一個秘密》中揭露，王映霞的外遇物件並不是許紹棣，而是戴笠，因為害怕戴笠對郁達夫包括自己不利，所以他一直沒有說出來，他還寫道：“1946年夏我回到上海，我的妻子的一位同學錢青（也是王映霞的同學）說：‘王映霞從南洋回到重慶和某人（我忘了姓名）結了婚，就要戴笠幫忙，戴笠給她丈夫做運輸汽車隊隊長，在滇緬路直到重慶做運輸工作，汽車運私貨，大發財。抗戰勝利後，1945年戴笠給王映霞的丈夫做運輸方面的宜昌站站長，也是發財的職務。上海接收時戴笠給了王映霞一座接收下來的洋房，成了王映霞所有的房產。’這位同學又說：‘戴笠一直是王映霞的姘頭，我有可靠證據。’”

對於汪靜之的暴料，王映霞之女認為純屬謠言，“此人到了老年，整個心態不正常，愛罵誰就罵誰。”郁達夫之子鬱飛的妻子則說，這是把許紹棣以訛傳訛當成了戴笠。但是，許多研究者認為此並非子虛烏有的無稽之談，郁達夫投奔陳儀，以及此後遠走南洋，很有可能就是為了躲避戴笠。郁達夫沒有徵得王映霞的同意就帶王映霞出國來到新加坡，以至於王映霞後來說自己是“被騙到了星洲”。

對於鬱王的婚變，身為郁達夫好友的郭沫若與曹聚仁則為王映霞打抱不平的。“但我們設身處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實在是令人難堪的事。自我暴露，在達夫彷彿是成為一種病態了。別人是‘家醜不可外揚’而他偏偏要外揚，說不定還要發揮他的文學的想象力，構造出一些莫須有的‘家醜’。公平地說，他實在是超越了限度。”曹聚仁則轉引易君左的話說，“但達夫的舉動粗糙惡劣，確有令映霞難堪之處。……假如幾百年前，唐伯虎這樣揭穿了秋香的秘密，秋香還會相安於室嗎？”“彷彿達夫之做‘烏龜’，乃是命定了的呢！”

而另外還有一種說法，則是說有一位馬來西亞檳榔嶼歌女玉嬌小姐最後促成了鬱王婚變。1939年元旦，郁達夫擔任《星洲日報》編輯的同時，又前往馬來西亞檳榔嶼參加該報的姊妹報《星檳日報》的創辦典禮，就是在那裡，他結識了歌女玉嬌。據說那玉嬌彷彿是王映霞年輕時的化身，而此時的王映霞，已是三個孩子的媽媽，顛沛流離，憂患餘生，兼之婚姻觸礁，哪裡比得上玉嬌的綺形玉貌，豔麗多姿。郁達夫在玉嬌身上，找到了王映霞年輕時的影子，燃起了他即將熄滅的愛情火焰。王映霞知情後，對他們本已觸礁的婚姻，無異於絕望至跌落冰底……

王映霞將自己與郁達夫關係破裂的原因歸結於郁達夫，她在《王映霞自傳》中說：

“我曾看見一篇文章裡說：‘……髮妻荃君，既遭遺棄，又藕斷絲連，憐念有加，暗中往來如故。這一切都是他們夫婦隙末兇終的因素……’此話並不是沒有道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