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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毫不讓步。郁達夫無奈之下，只能讓自己與孫荃的婚姻繼續存在下去。

而在這種情況下，郁達夫與王映霞只能選擇了低調的婚禮。據學者研究，郁達夫取消東京的婚禮並不是因為經濟上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於郁達夫“為了達到既要向王映霞家交待‘已經結婚’，而在世人面前又是‘沒有再婚’這樣一種目的”。

王映霞的同學顧鶴壽夫婦就接到了請帖，而且他們夫婦當時也正在東京，2月21日這天他們到精養軒參加王映霞和郁達夫的婚禮，卻“撲了個空”，然後再寫信問王映霞。郁達夫和王映霞說孫百剛為介紹人，可孫百剛本人卻不出席，只有他夫人出席了他們的婚禮。而且孫百剛在當時自稱反對此事，幾十年後寫《郁達夫與王映霞》（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對鬱、王結合也仍持反對態度。所以，郁達夫與王映霞只能算是同居。

鬱、王同居次年即發生郁達夫因一言不合而突然出走寧波的事，此事最後由郁達夫向王映霞之母寫“保證書”了結。此後郁達夫發脾氣，又多次出走，王映霞說：“郁達夫在外祖父面前是經常寫悔過書的，多寫後就不起作用了。”1932年1月在上海，王映霞“叫郁達夫請來了律師徐式昌，和北新書局經理李小峰，當著眾人的面，郁達夫寫下了一式三份的‘版權贈與書’。律師、書局、和我三方各執一份。”原來，面對郁達夫原配未棄的實況，王二南先生出於對外孫女未來的憂慮，督促鬱將其所有著作的版權，簽署正式的法律檔案贈與王映霞。面對王映霞的要求，郁達夫雖答應並照辦，但卻感到錐心之痛，情愛的馨香居然泛出錢財的銅臭。

1933年春，郁達夫遷往杭州，並擬定居於彼時，魯迅等朋友就勸阻過，魯迅還專門寫過一首詩《阻郁達夫移家杭州》，從許多歷史典故說明杭州險惡。但郁達夫還是把愛巢建在王映霞的故鄉——杭州，可謂愛屋及烏。

1936年初，郁達夫在杭州橫河橋場官弄建成了自己的住房，取名為“風雨茅廬”（現為橫河派出所），共有3間住屋2間書房，佔地一畝一分四厘，共花去一萬五六千元。郁達夫為此負債四千元。然郁達夫一生在此屋內僅居住3次，時間加起來尚不足一個月。這座房屋的房契寫的是王映霞的名字，此後被王映霞出售。

雖然經歷了多次不快，但郁達夫依舊依戀王映霞。為謀生計，他到福建投奔陳儀。一個人在異鄉，郁達夫一直思念王映霞，他於1936年在日記中寫道：“晚上獨坐無聊，更作霞信，對她的思慕，如在初戀時期，真也不知什麼原因。”

鬱、王二人的關係不久便走到了瀕臨劈裂的邊緣。1938年7月5日，郁達夫在漢口《大公報》第四版公然刊登《啟事》，全文如下：“王映霞女士鑑：亂世男女離合，本屬尋常，汝與某君之關係，及搬去之細軟衣飾、現銀、款項、契據等，都不成問題，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達夫謹啟。”

原來此處“某君”即指時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的許紹棣，許此時剛剛喪偶，也正攜三個女兒在麗水，與王映霞朝夕相處。郁達夫聞聽有關兩人的傳言，本就將信將疑。在福建時，郁達夫在廟裡抽得了一支怪籤雲：“寒風陣陣雨蕭蕭，千里行人去路遙。不是有家歸未得，鳩鳴已佔鳳凰巢”，使他對早先聽說的王氏與浙江省教育廳長許紹棣有染的緋聞，由懷疑漸近乎相信。後來，郁達夫返回杭州，又在自己家中發現了許紹棣的信件，終於忍不住大怒，夫妻爭吵。郁達夫將這些信批次影印贈送友朋，聲稱是打官司的“憑證”。王映霞則匆忙卷帶細軟躲到一個律師朋友家中。郁達夫請過郭沫若來檢視現場，並在報上大登侮辱性的啟事，且致電致信浙江軍政府，籲請查詢王映霞。

據說，1938年暮春，郁達夫從徐州回漢口家中，見王映霞正在書房讀信，王一見鬱來，便將信草草撕了幾下丟到痰盂裡。鬱將信從痰盂中撈起一看，正是許紹棣給王的情書。二人鬧翻。郁達夫每一喝醉，便指著自己的鼻子說：“我是烏龜，我是烏龜！”

後經友人調解，1938年，7月9日，郁達夫與王映霞簽訂《協議書》：“達夫、映霞因過去各有錯誤，因而時時發生衝突，致家庭生活，苦如地獄，旁人得乘虛生事，幾至離異。現經友人之調解與指示，兩人各自之反省與覺悟，擬將從前夫婦問之障礙與原因，一律掃盡，今後絕對不提。兩人各守本分，各盡夫與妻之至善，以期恢復初結合時之圓滿生活。”周象賢、胡建中為見證人，雙方“和解”。7月10日，郁達夫在《大公報》又登出《道歉啟事》。

德國馬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