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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多。”

郁達夫40歲時曾在福建省政府裡上過一陣班，據說他天天下午去上班，而且必拎兩瓶黃酒置於案頭，一邊辦公一邊喝。

抗戰時期，郁達夫流亡蘇門達臘，開設了一家酒廠，並很快出了“雙清”、“初戀”兩種酒，銷量還不錯。據說他故意把酒的度數釀得很高，而他自己則滴酒不沾，他說要以此來毒害當地日本駐軍的身體。

鬱飛曾回憶父親的好酒與好書：父親嗜好的菸酒和書籍在這天南一角更是方便而多樣。歐美的好煙名酒多而便宜（因為新加坡是不徵關稅的自由港），書籍也是古今中外皆可買到。兩萬多冊藏書在杭州淪陷於敵手，他還是每到一地就置備起備查的或愛讀的中外書籍，抵星的第二天，女記者李葆真來訪時就見到他抱了一大包外國書回旅社，為價廉物美而喜笑顏開。此後數年間他堆積起滿房書籍，到烽煙中倉皇出走時當然一冊也帶不走。

郁達夫好藏書。新加坡即將淪陷時，大家決定撤離到蘇門答臘，約定第二天凌晨集合。郁達夫來得很早，一手裡拿著一個皮箱，一手裡拿著裝日用雜物的手提包，大約是夜不成寐，臉色蒼白，眼裡佈滿紅絲，苦笑道：“又把萬卷藏書丟了，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杭州‘風雨茅廬’的三萬卷藏書！”

在蘇門答臘，郁達夫把憲兵部沒收而視為廢品的荷蘭人、歐洲人的書籍都搬到自己房子來。杭州“風雨茅廬”藏書3萬卷（遺囑稱50萬卷），新加坡藏書萬卷都喪失了。這時隊突然出現這許多意外的“財富”，郁達夫喜形於色。他頗為得意地帶張楚琨上家裡參觀他的新“財富”：有英文的、德文的、法文的、荷蘭文的、印尼文的，整整齊齊擺在沒收的極為精緻的書拒內。他指著一套精裝的英文書給張看：“這是莎士比亞全集，多漂亮的版本！”

【教學】

郁達夫曾在北大經濟系教統計學。郁達夫從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留學歸來後，受聘為北大經濟系講師，開設統計學課程。據樊弘回憶：“郁達夫上第一堂統計學課時就說，我們這門課是統計學，你們選了這門課，歡迎前來聽課，但也可以不來聽課，至於期終成績呢，大家都會得到優良成績的。”

1923年9月（一說10月），郁達夫到北大任教，是陳豹隱（啟修）所推薦。郁達夫1919年11月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經濟學科學習，1922年3月畢業，獲經濟學學士學位，和陳是前後同學。郁達夫到北大教書，是因為經濟困窘。

郁達夫在北大經濟系的職稱是講師，每週兩小時統計學課，月薪三十多塊錢。同時在北平平民大學和國立藝術專門學校兼課。

當時北大學生、後來成為著名學者和詩人的馮至寫的《相沫與相忘——憶郁達夫在北京》中說：“上課鐘響了，郁達夫走上講臺，……說：‘陳啟修先生的老師也是我的老師，我們講的是從同一個老師那裡得來的，所以講的內容不會有什麼不同。’說得那樣坦率，我感到驚奇。……從來沒有從一位教員或教授口裡聽到過這類的話。這對於那些一本正經、求知若渴的經濟系同學無異潑了一盆冷水。而且剛過了半個鐘頭，他就提前下課了，許多聽者的臉上顯露出失望的神情。”

當年和郁達夫往來的陳翔鶴在1947年寫的《郁達夫回憶瑣記》中說，鬱曾在他面前發牢騷：“誰高興上課，馬馬胡胡的。你以為我教的是文學嗎？不是的，是‘統計學’。統什麼計，真是無聊之極！”

郁達夫1927年在《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中說：“受了北大之聘，到北京之後，因為環境的變遷和預備講義的忙碌，在一九二四年中間，心裡雖然感到了許多苦悶焦躁，然而作品終究不多。”他在寫給郭沫若和成仿吾的信中說：“我一拿到講義稿，或看到第二天不得不去上課的時間表的時候，胸裡忽而會咽上一口氣來，正如酒醉的人，打轉飽嗝來的樣子。”“精神物質，兩無可觀，萎靡頹廢，正如半空中的雨滴，只是沉沉落墜。”郁達夫1925年2月離開北大。

【文學】

郁達夫在東京帝國大學學經濟學，但除了應付一年一度的考試外，很少在這方面下功夫。他特別喜歡讀小說，他在圖書館借閱小說的數量，可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別人借書總是先查目錄，選擇需要的去借，他卻是從書架上一格一格地整批借出，看完後又從上回終止的地方整批借下去。就這樣一格又一格，一架又一架，到他畢業為止，竟讀了不下3000本各種文字的小說。

郁達夫有很好的舊學功底，十幾歲即寫得一手好詩，是舊體詩寫得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