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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錢，唯獨透過母親給大女兒馬理（周鞠子）每月二十元。抗戰時期，周作人透過日本使館，要求商務印書館直接將周建人的一半工資，匯給周作人。兄弟關係更加惡化。

解放後，羽太芳子向法院起訴，狀告周建人“重婚”。一些老友發現芳子的訴狀出自周作人之手（周作人說他改了幾個字），嘆道：“知堂老人坐不住，又出山了。”法院經過調查，判決周建人與芳子實際離婚城裡，周豐二與周建人脫離父子關係。

劉哲民記載，解放後，鄭振鐸、茅盾、葉聖陶（周海嬰記載為葉聖陶、胡愈之）三人試圖為周作人、周建人兄弟調解。他們拉著周建人到八道灣做客，周作人很客氣地招待了他們，但兄弟二人卻互相不搭理對方。面對此僵局，三人不知該如何勸說，只好無功而返。

周作人回憶，全國解放後不久，他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碰到周作人，二人都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腳步。二人都老了，周作人頗為淒涼地說：“你曾寫信勸我到上海。”

“是的。我曾經這樣希望過。”周建人回答。

“我豢養了他們，他們卻這樣對待我。”

周建人聽了這話，覺得他還不明白，還以為自己是八道灣的主人，而不明白其實他早已是一名奴隸。

這次意外相遇，成為這對兄弟的永訣。

【疏離】

周作人在《魯迅的故家》中這樣寫母親：“她沒有正式讀過書，卻能識字看書，早年只讀彈詞說部，六十以後移居北京，開始閱報，日備大小報兩三份，看了之後與家人好談時事，對於段張馮蔣諸人都有批評。”周還回憶：“她是閨秀出身，可是有老百姓的堅韌性。清末天足運動興起，她就放了腳，本家中有不第文童，綽號‘金魚’的頑固黨揚言曰：‘某人放了大腳，要去嫁給外國鬼子了。’她聽到這話，並不去找‘金魚’評理，卻只冷冷說道：‘可不是麼，那倒真是很難說的呀。’她晚年在北京常把這話告訴家裡人聽，所以有些人知道，別的事情也有可以講的，但這一件事就很足以代表她的戰鬥性……”

魯老太太搬到阜成門西三條與魯迅同住後，周作人常常逾期給母親生活費，魯老太太極為不滿，有時坐車到八道灣去要賬。魯迅知道後，勸母親不要去，免得淘氣（受氣），並說要錢我這裡有。魯老太太說：“並不是等錢用，而是氣他們的這種行為。”接著又嘆道：“只當我少生了他這個兒子。”

周作人稱呼母親為“魯迅的母親”、“魯迅的老太太”或“魯老太太”。魯迅去世的第二日，周作人給學生講了一節課後，說：“對不起，下一堂課我不講了，我要到魯迅的老太太那裡去。”

1936年10月，北大召開悼念魯迅大會，會上，周作人稱呼母親為“他（魯迅）的母親”，與會的老舍聽到後極為反感。後來老舍在一次紀念魯迅逝世的會議上提到周作人時說，這種人連自己的母親都不肯承認，何況國家。

常風回憶，1938年夏，葉公超回北平接家眷，並受中央研究院和北大之託敦促陳垣和周作人南下。葉向周說明來以後，周表示：“在北平如果每月有二百元就可以維持生活了，不必南行了。”然後說舉家南遷的種種困難，“魯迅的母親和他的女人都要靠我養活，老三一家也靠我養活。”常風“聽到他提到自己的母親時竟然說是‘魯迅的母親’很覺著驚愕，以後和他談話談到南行的話題時有兩三次他談到周老太太時也是說‘魯迅的母親’”。談話結束後，常風仍耿耿於懷：“我一路走著想起周作人稱他們弟兄三位的母親為‘魯迅的母親’，好像是在說什麼不相干的人的老太太，感到十分刺耳不解。”

晚年，周作人在《魯迅的故家》中這樣寫道：“魯老太太是魯迅的母親，她的母家姓魯，住在會稽的安橋頭，住民差不多全是姓魯的。”之後，再提及母親的地方，他一律稱呼為“魯老太太”。

俞芳在《談談周作人》中回憶：“太師母（魯老太太）也常談周作人的長處。她說，老二很愛整齊，他的抽屜，總是整理的整整齊齊的，他包的東西，稜角分明，捆紮細緻。他的性格和順，遇事很好商量，對人謙和……老大（魯迅）進三味書屋讀書時，是給他買了一張有兩個抽屜的書桌的。當時在三味書屋讀書的學生，都是用這種書桌的。而老二（周作人）進三味書屋時，因為家用緊，沒有給他買書桌，只從家裡搬去一張沒有抽屜的方桌供他使用，他起初有些不高興，認為不像樣子，怕別人見笑，但一經和他說明家境困窘等道理，他就沒有什麼意見了。”“老大去南京讀書時，太師母曾借貸湊了八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