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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1927年，國民黨清黨時，周作人撰文明確表示反對國民黨屠殺共產黨人。他對國民黨、蔣介石一向輕蔑、厭惡，認為蔣其人一無可取，不可信任。

周作人在《我最》一文中說：“我最不喜歡談政治”，“《新青年》的同人最初相約不談政治”，“政治我是不喜歡談的，但也有要談的東西。我所頂看不入眼而想批評的，是那些假道學、偽君子”。

抗戰爆發前，周作人堅決反日。他抨擊日本在北平辦的漢文報紙《順天時報》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的一張機關報。他撰文批判日本帝國主義說：“日本人愛美，這在文學藝術以及衣食住行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為什麼在對中國的行動，卻顯得那麼不怕醜……”

蔣夢麟回憶，一次，某日本人到北大講演中日文化合作，周作人對其說：“談到中日文化合作，我沒有看見日本人的文化，我倒看見他們的武化，你們都是帶著槍炮來的，那裡有文化，只有武化。”

因為留日和妻子的緣故，周作人對日本一直存有好感，但到晚年，他說：“日本民族所喜歡的是明淨直，那麼這些例（指藏本失蹤事件、河北自治請願事件、成都北海上海汕頭諸事件、走私事件、白麵嗎啡事件）使即可以證明其對中國的行動都是黑暗汙穢歪曲，總之所表示出來的全是反面。日本人盡有他的好處，塒於中國卻總不拿什麼出來。所有隻是惡意，而且又是出乎情理的離奇。這是什麼緣故呢？”

“九·一八”事變後，周作人在《關於徵兵》中寫道：“吳公稚暉說過，他用機關槍打過來，我就用機關槍打過去，這是世界上可悲的現象，但這卻是生存競爭上惟一的出路。修武備，這是現在中國最要緊的事，而其中最要緊的事則是徵兵。”

耿傳明在《周作人的最後22年》中寫道：“抗戰之前，他（周作人）對鄭振鐸說過這樣的話：‘和日本作戰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軍。沒有打，人家已經登岸來了。我們的門戶是洞開的，如何能抵抗人家？’……中日開戰之後，他不相信退守大後方的國民黨，會有有朝一日收復中原的可能。”

【附逆】

抗戰爆發後，友人紛紛勸周作人南下，從日本逃回國的郭沫若發表《國難聲中懷知堂》說：“我自回國以來所時時懷念著的，卻是北平苦雨齋中我們的知堂。……知堂如真的可以飛到南邊來，比如就像我這樣的人，為了掉換他，就死上幾千百個都是不算一回事的。”

但周作人還是留在了淪陷的北平，他在給陶亢德的信中說：“有同事將南行，曾囑其向王教長蔣校長代為同人致一言，請勿視留北諸人為李陵，卻當作蘇武看為宜。”談到郭沫若的之文，他說：“鼎堂先生文得讀，且感且愧，但不敢不勉耳。”

1938年春夏，周作人和寺內壽一的合照在香港的報紙上刊發後，文協便開除了周的會籍。

同年8月，胡適從倫敦寄給周作人一封信，信中附白話詩一首：“臧暉先生昨夜做一個夢，夢見苦雨齋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門去，飄然一杖天南行。天南萬里豈不太辛苦？只為智者識得重與輕。夢醒我自披衣開窗坐，有誰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意在勸其南下，周作人亦回詩一首，訴說自己不南下的理由：“我謝謝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腳卻不能做到，並不是出了家特別忙，因為庵裡住的好些老小。我還只能關門敲木魚唸經，出門託缽募化些米麵——老僧始終是老僧，希望將來見得居士的面。”

周作人拒絕南下的託詞為“上有老、下有小、家累重”，俞芳認為，這只不過是他的託詞，魯老太太根本不是他的負擔，而當時八道灣的孩子們都已經長大，最小的是周作人女兒靜子的兩個孩子，“但但是八個青壯年，帶兩個小孩子，問題應該是不大的”。

盧溝橋事變後，北大南遷，指定年邁且患高血壓的馬裕藻，以及董康、周作人三人留守，保管校產。日本人佔領北平後，多次命周作人請馬裕藻出山任教，馬裕藻讓幼子馬泰將周拒之門外。次數多了，馬裕藻便讓馬泰對周說：“我父親說了，他不認識你。”從此，周才不再登門。

周作人並非開始就有附逆之心，張鐵榮在《周作人平議》中說：“北平淪陷後不久，據一位最後逃出虎穴的北大同學透露，一天，周作人從東安市場回家，路經北大二院，下車看看學校的情形，當時任翻譯的日本人小林過來用日語打招呼，此人有一種大和民族的優越感，平日對教職員毫無禮貌，周作人給他一個冷麵孔，毫不理會，昂首直入，小林立即改用中國話向周致意，並連連道歉，周作人還斥責了他對教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