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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也罷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閭，親朋盼信；活著又怎麼著，無非多經幾番的槍聲震耳，彈雨淋頭。”他挽“三·一八”慘案中遇難者的另一聯雲：“赤化赤化，有些學界名流和新聞記者，還在那裡誣陷；白死白死，所謂革命政府與帝國主義，原是一樣東西。”

周作人挽“三·一八”慘案中遇害的中法大學學生胡錫爵：“什麼世界，還講愛國？如此死法，抵得成仙！”

在女師大的覆校典禮上，周作人說：“這一次本校死了兩位同學，我看見她們的遺體，看見她們入殮，我很受一點感動，使我對於死有一點了解。”

“五卅慘案”發生後，周作人憤然寫下《對於上海事件之感言》，隨後又寫下《吃烈士》一文，諷刺“五卅慘案”中鎮壓工人有功而“加官進爵”的官僚和借“五卅”“博得蠅頭之名利”的商賈是在“吃烈士”。

“四·一二”政變發生後，周作人發表《吳公如何？——致榮甫先生》，明確表示：“要不要清黨，我們局外人無從說起，但是那種割雞似地殺人的殘虐手段我總不敢贊成，白色恐怖絕不會比赤色的更好。”他在文中質問胡適道：“以我貧弱的記憶所及，《青天白日報》記者二名與逃兵一同斬決，清黨委員到甬斬決共黨二名，上海槍決五名姓名不宣佈，又槍決十名內有共黨六名，廣州捕共黨一百十二人其中十三名即槍決……清法著實不少，槍斃之外還有斬首，不知胡先生以為文明否？”9月，他又一次批評蔡元培、胡適二人身在上海，卻對清黨運動“視若無睹”。

1933年，周作人致函許壽裳，請蔡元培營救以“共產黨”名義被捕的女師大學生鄭德音。

【言論】

周作人在《談虎集·北溝沿通訊》中說：“我是不相信群眾的，群眾就只是暴君和順民的平均罷了。”

周作人說自己的頭腦像一間“雜貨鋪”：“托爾斯泰的無我愛與尼采的超人，共產主義與善種學，耶佛孔老的教訓與科學的例證，我都一樣的喜歡尊重，卻又不能調和統一起來，造成一條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將各種思想，凌亂的堆在頭裡……”

周作人寫《乾隆的惡詩》諷刺乾隆不通詩文，他在《山中雜信》中挖苦他“實在是舊詩的難做，怪不得皇帝”，“倘若他生在此刻，拋了七絕五律不做，專做較為自由的新體詩，即便做不好，也總不至於被人認為‘哥罐聞焉嫂棒傷’的藍本罷。”

周作人曾翻譯《貞操論》，他在《譯者前言》中讚揚作者及謝野晶子“是現今日本第一流女批評家，極進步，極自由，極真實，極平正的大婦人”，他表示：“我確信這篇文中，純是健全的思想”，是“治病的藥”。此文發表後，胡適在《新青年》發表《貞操問題》一文，讚揚《貞操論》的發表是“東方文明史上一件極可賀的事”。魯迅也發表《我之節烈觀》聲援周。

周作人說：“但是假如有乾淨的廁所，上廁時看點書卻還是可以的，想作文則不必，書也無須分經史子集，隨便看看都成。”

周作人說：“科學其實也很道德！”

周作人說，人生的季節是不能顛倒的，在青少年時期一定要為對真善美的追求打下底子。這種教育是以後任何時期的教育所無法補償的。現在的學生是過於懂得顯示，過早面對世俗醜惡，過早學會世故，這是很可怕的事。

周作人說：“我最為佩服的中國思想家只有三人：一是漢王充，二是明李贄，三是清俞正燮。”

周作人對韓愈之類的道學家懷有惡感，他說：“我對於韓退之整個的覺得不喜歡，器識文章都無可取，他可以算是古今讀書人的模型，而中國的事情有許多卻就壞在這班讀書人手裡。他們只會做文章，談道統，虛驕頑固，而又鄙陋勢利，雖然不能成大奸雄鬧大亂子，而營營擾擾最是害事。”

周作人曾於1935年10月、1936年9月，兩次撰文為秦檜翻案，他認為秦檜主和並不是不忠，而是“愛國”。他在文中說：和比戰難，戰敗仍不失為民族英雄，（古時自己要犧牲性命，現在還有地方可逃）和成則是萬世罪人，故主和實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見與道德的毅力也。

【立場】

章太炎反滿革命，被俞樾詈為“不忠不孝”，章遂作《謝本師》一文，與俞斷絕師生關係。周作人在日本聽章講學，對章執弟子之禮，後章依附孫傳芳，周亦作《謝本師》與章斷絕師生關係。抗戰時期，周作人與其學生沈啟無反目，沈作《謝本師》與周絕交。

周作人思想左傾，他擁護無政府主義思潮，並傾向社會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