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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校印象。錢穆在會上直抒己意：“初聞燕大乃中國教會大學中最中國化者，心竊慕之。及來，乃感大不然。入校門即見‘M’樓、‘S’樓，此何義？所謂中國文化者又何在？此宜與以中國名稱始是。”事後，燕大特開校務會議，討論此一意見。最終採納了錢穆的建議，改“M”樓為“穆”樓，“S”樓為“適”樓，“貝公”樓為“辦公”樓，其他建築也一律賦以中國名稱。校園一湖，所有提名都未得到認可，因為一時無名，遂根據錢穆的提議取名“未名湖”。事後有人和錢穆開玩笑說，你提個意見，得了一樓，與胡適分佔一樓，誠君之大榮也。

錢穆做事特立獨行。剛到燕大時，他對學生要求十分嚴格，批學生試卷時給分十分吝嗇，八十五分以上極少，通常只批八十分，大部分在八十分以下，一個班總有幾個六十分以下的。他原以為那幾個學生可以透過補考過關，不料燕大規定一次不及格就開除，不許補考，從無例外。聽說幾個學生因為他批的分數過低將要失學，錢穆立刻找到學校當局，申說理由，要求重批試卷，學校一開始以向無先例加以拒絕，經他力爭，終於破例讓他重判了試卷，讓那幾個學生留了下來。此後閱卷，給分也就大方多了。

錢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國文。他以紮實的國學功底和妙趣橫生的演講，贏得了學生們的肯定和歡迎。但是執教一年後，錢穆終因不適應教會大學的環境，辭職南歸了。

錢穆從燕大辭職後，顧頡剛向自己的老師、北大文學院院長鬍適推薦錢穆，於是錢穆到北大任教。錢穆在北大講授通史課，事實性強，不騁空論，有據有識，簡要精到，並能深入淺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較中西文化，喻秦漢文化猶如此室的四周遍懸萬盞明燈，打碎一盞，其餘猶亮；羅馬文化為一盞巨燈，熄滅了就一片黑暗。當時錢穆將通史課的教室設在北大梯形禮堂，面積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滿，盛況空前”。課堂之大，聽眾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襯得下面講臺上穿著長衫的錢穆似乎更矮小了。但這位小個兒導師，卻支配著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無錫官話，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學生的心。他對問題往往反覆引申，廣徵博引，使大家驚異於其淵博，更驚異於其記憶力之強。在北大，他與胡適都因以演講的方式上課而馳名學校，成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學生中即有“北胡南錢”之說。

王玉哲也在《我和中國上古史》中回憶說：“在北大歷史系講中國上古史課的，是當時古史名家錢穆先生。錢先生講上古史與別人不同，不是從遠古講起，而是先講戰國，再逆向講春秋。並且也不是一章一節、面面俱到地講，而是以學術問題為中心，從發現問題到解決問題，層層剖析，講得娓娓動聽，很能啟發人深入思考。”

錢穆在北京大學講授上古史的同時，又主講秦漢史，在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兼課時，也講授這門課程，深得各校學生的歡迎。據他的學生李埏回憶，1936年下半年，錢穆在北平師範大學歷史系講授秦漢史。當時聽者雲集，座無虛席，偌大的教室被擠得水洩不通。整個學期，錢穆“從未請過一次假，也沒有過遲到、早退。每上課，鈴聲猶未落，便開始講，沒有一句題外話。他以熾熱的情感和令人心折的評議，把聽講者帶入所講述的歷史環境中，如見其人，如聞其語”。

錢穆最受學生歡迎的是中國通史，這堂課先後上了八年之久。中國通史課每週兩堂，每堂兩小時。多安排在下午一點到三點，這時通常是學生最疲倦的時候，他卻能把枯燥的歷史課講得生動迷人，成了最吸引人的課，除了北大學生，其他高校學生也慕名前來旁聽。人一多不得不從小教室換到大教室，“每一堂將近三百人，坐立皆滿。”（《師友雜憶》）有的人一聽就是四年。其中有一個姓張的學生從北大一直聽到西南聯大，總共聽了六年之久，可見其吸引人的程度。錢穆也被學生評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

當年在北大有三個教授在學生中十分有名，被人稱為“歲寒三友”。“所謂三友，就是指錢穆、湯用彤和蒙文通三位先生。錢先生的高明，湯先生的沉潛，蒙先生的汪洋恣肆，都是了不起的大學問家。”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軍全面侵華。八九月間，日軍進佔北大校舍。北方各高校紛紛南遷，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併，在長沙組成臨時大學。錢穆將歷年講授中國通史增刪積成的五六厚冊筆記裝入衣箱底層夾縫，在十月與湯用彤、陳寅恪等人南下長沙，開始了抗戰時期流轉西南八年的學術生涯。與在北大時期一樣，錢穆在西南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