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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案》。此書得到哈佛資金協助。在書中，錢穆不僅深入論述了朱熹學術思想，而且花大功夫系統疏理了朱子思想資料，夾敘夾議，精微邃密。作者把朱熹放在整個中國思想史上考察，突出了朱熹在中國思想史後半期的重要歷史地位，同時連帶地解決了朱子卒後七百多年來學術思想史上爭論不休、疑而未決的一些重要問題。《學案》是他研究理學的重要著作。國際漢學批評家楊聯升讀《學案》後，讚歎不置，說錢穆治中國學術思想史，“博大精深，並世無能出其右者”。

1967年10月，錢穆應蔣介石之邀，以歸國學人的身份自港返臺，築素書樓於臺北市士林區外雙溪，1968年膺選中研院院士。晚年專致於講學與著述，雖目力日弱仍隨時提出新觀點，賴夫人誦讀整理出版，謙稱為《晚學盲言》。

錢穆的夫人胡美琦回憶：他（錢穆）73歲大病後，身體尚未完全復原，兩眼也患目疾，醫生不讓他過長時間看書，尤禁晚上看書，所以生活較前輕鬆，然而他白天仍然全日工作，這樣直到他《朱子新學案》一書完成，那是他生命中一大志願所寄。他自己說：以後我要減少工作時間了。但也仍保持著半日正常的工作；而一遇心裡喜歡的題目，他又耐不住加倍地工作了。近幾年來，有時他對我說這幾天我真開心，寫了一篇得意的文章。但文章寫完，他總會有一場病。親戚朋友都勸我要限制他的用功時間，他們關切地說，賓四寫作了一輩子，過八十的人，也該休息休息了。

錢穆晚年目盲，展紙落筆，亦僅偶有疊字。賴夫人查閱舊籍，引述成語。稿成後，請夫人誦讀，口授訂正。他的最後一部著作《晚學盲言》就是這樣誕生的。夫人對先生悉心照料，體貼入微。伉儷情濃，老而彌篤。錢穆先生晚年的最後一篇文章，是臨終前三月口授，由夫人記錄整理而成的，表達了他對中國文化的最終信念。他對儒家“天人合一”這一最高命題“專一玩味”並因自己最終“徹悟”而感到“快慰”。這是他的晚年定論和臨終遺言。他生前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國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與自然合一則是中國文化的終極理想。”

錢穆是完全靠自修苦讀而在學術界確立地位的一個學者，其治學頗受清儒章學誠“六經皆史”思想的影響。對中國歷史尤其是對中國曆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均自成一家之言。提出，先秦時期，儒、墨二家是後來諸子各派的發端，由此分源別派，旁通四達，互相中國古代文化的源流。此外，錢穆對宋明理學尤其是朱熹之學、對清代學術尤其是乾嘉學派等，都有很深的研究。

錢穆認為司馬遷的《史記·孔子世家》真偽混雜，次序顛倒，後世傳說亦不可輕信，遂詳細考辨孔子的生平事蹟，包括、生卒年月、父母、志學、初仕、設教、適齊、適衛、過匡、過宋、仕魯、至陳、至蔡、及晚年居魯等，以及孔子的政治活動和著述等，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錢穆重視探求中華民族文化的內在精華，並給予其以高度評價，他認為“我民族國家之前途，仍將於我先民文化所貽自身內部獲其生機”。

在錢穆逝世一週年之際，其得意門生余英時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一書，系統闡述乃師畢生之學問風骨、道德文章以及對於中國學術的巨大貢獻，亦算是對其畢生繁華的蓋棺論定。

【傳道】

錢穆一生以教育為業，五代弟子，冠蓋雲集，余英時、嚴耕望等人皆出門下。

錢穆做小學教師10年，中學教師8年，任大學教師時間更長。但他對小學教師生活卻情有獨鍾。他說，在小學任教時，每校學生都在百人左右，師生相聚，同事如兄弟，師生如家人。每天住在學校，吃在學校，工作在學校，團體如家庭，職業即人生。學校就像堂屋，故在小學任教，總覺心安。而中學、大學規模比小學大，人員比小學雜，師生之間、同事之間來往也比較煩瑣。由此才知中學教師、大學教師更是個職業。

晚年錢穆曾多次對人說，教大學不如教中學，教中學不如教小學。

1930年，錢穆因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成名，被顧頡剛推薦，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錢穆最高的文憑僅為高中（尚未畢業），完全是靠自學成才的。錢穆居北平八年，授課於燕京、北大等名校，並在清華、北師大兼課，與學術界友人時相切磋。抗戰軍興，輾轉任教於西南聯大、武漢、華西、齊魯、四川各大學。

燕京是一所教會大學，在北平各大學中，非常有名氣。當時校務主要由監督司徒雷登主持。一天，司徒雷登設宴招待新來教師，問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