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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被派做掃廁所、刷尿池、刮糞便一類的活兒。

1969年11月30日，吳宓在《上西師中文系群眾工作組報告》中寫道：“宓現在七十六歲垂暮之年，腿傷如此，不能站立，不能行步，即在室內爬行，偶一臥起轉動，腿關節亦痛不可忍。故只有安居在此文化村二舍203室中，又需要女工唐昌敏服侍。”

11月28日，西師中文系師生又召開了批鬥吳宓大會。“十二月四日，又十三日，兩次抓宓到網球場和大操場，和其他的牛鬼蛇神受陪鬥。兩次均給宓（因傷腿）以極大之肉體痛苦。”

《吳宓的最後歲月》一文中敘述吳宓的遭遇：吳宓被關入黑房，晝夜審訊鬥爭，黑房外有紅衛兵把守。吳宓關在黑暗牢房久了，全身髒癢難受，只好向把守的紅衛兵請求洗個澡。紅小將回答說：你這個老反革命想洗澡，這容易，我來侍候你。一會兒另一個紅小將提一桶涼水來，兩人合手合腳扒光他的衣服，把他從床上拉下來，站在泥水地上，高的一個拎著吳宓胳膊，另一個揮動刷大字報的毛刷，把涼水用搪瓷盆澆在吳宓身上，然後用刷打吳宓。那是寒冬的初春季節，涼水凍入心扉，吳宓渾身發抖，接著毛刷在他身上亂刷，直到吳宓跪下磕頭求饒哭叫，紅小將才將整桶涼水從頭淋下來，說是為他“提壺灌頂”。吳宓哭著說紅小將整他，紅小將說這不是整，要整就要把他的耳朵、鼻子一樣樣割下來。他們問吳宓是不是想捱整，吳宓只好磕頭求饒，並向紅小將致謝，這才保住了耳鼻。

有一次吳宓躺在床上想絕食求死，紅小將罵他，“絕食是向造反派、向文化大革命、向偉大領袖毛主席猖狂反撲……”隨後，他叫來幾個男女紅衛兵，把吳宓按在床上，朝他鼻子裡通往食道處塞一根膠管，然後灌入一大碗廚房丟棄的潲水，裡面飯菜混合，把他的胃填得鼓脹、穢臭不堪，燻得他腦酸淚流、痛苦難當。紅小將告訴他，這叫做“鼻飼”。經過四天“鼻飼”，吳宓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直到他同意自己掏錢去買飯菜吃，紅衛兵們才停止了這種慘無人道的“鼻飼”……

走筆至此，惟有一聲哀嘆，兩行清淚！

吳須曼在《回憶先兄吳宓教授》記錄過吳宓那段時間的經歷：

由於生活不能自理，只好請一個保姆，而他（吳宓）當時只有三十元生活費，拿什麼付保姆費，同事之間，人各自危，誰還敢自討罪責幫他，我只好在生活中節約，每月補助他二十元。殘酷的迫害和摧殘，使他的身體每況愈下。

1974年春天，我去重慶西南師院探望，兄妹相見泣不成聲。見他連最低的生活水平都達不到，衣服只有兩三套，被褥單薄，布證、棉花票一樣也沒有，惟一的財產就是佈滿書架和箱桌的中外書籍。一件藍布面的棉襖，上面縫補有三十六處，可見年月之久，令人傷情。我回到涇陽後，即刻趕製了棉衣、棉褲、被子和毛衣寄往學院。

1975年夏天，我又去西南師院，他腿有殘疾行走不便，一隻眼睛患白內障而失明，生活更加困難，我決定勸他隨我回家，但他堅持不同意，告訴我他儲存的二十六本《吳宓詩集》不到半月曾被人“偷走”。尤其令人氣憤的是，“十年動亂”中有人拿了他的書，知道他恢復工資後，送還一兩本書就索費幾十元，依這樣的特高價收回一部分不能成套的書，每月工資即付一空。補發工資後，除還一部分外債和賙濟了幾個困難的學生外，大部分就是花在贖回被人拿去的書上。殘酷鬥爭，無情折磨，使他的神經近乎失去了控制。這些人就是掌握了他愛書如命的特點，才這樣詐騙他。甚至他手上的一塊價值幾百元的進口表，也被重慶鋼廠兩個無賴用一隻僅值六元錢的小鬧鐘“換”去。他動輒被騙走數十元乃至百餘元。

【悲逝】

1977年，生活已經完全不能自理的吳宓，由其胞妹吳須曼領回陝西老家照顧。

在這之前，吳宓原本就答應妹妹要回陝西，但是有人捉弄他說：“你吳宓是大教授，回原籍後，地痞流氓晚上破門而入，要你拿出錢來，沒有的話，就要殺你。”聞聽此語後，無論妹妹吳須曼如何勸說，他都不願意回老家，直到他臥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

吳須曼去接吳宓時，他唯一的錢就是枕頭下的七分硬幣，只好預支工資購買車票，行李卻很簡單——一箇舊木箱，除幾件衣服外，就是幾包日記和殘缺不全的一些文稿。

吳宓回到老家，暫住在麵粉廠吳須曼的宿舍裡。之後租了一間民房住下來，吳宓每次吃飯時總要問：“還要請示嗎？”吳須曼告訴他說：“‘四人幫’已經被打倒了，都不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