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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被收藏在劉文典紀念館中。

劉文典對故鄉有幾位濃厚的感情，他是合肥人，在他的舊版著作上都會署名“合肥劉文典”的字樣。1949年，他為自己印製了名片上面只有“劉文典，安徽合肥”幾個字。抗戰勝利後，曾有人建議劉文典回家鄉執教，劉文典很是欣喜。但由於時局動盪，他的心願沒能達成，這也成為他終身的憾事。

李畢雨進入雲南大學後，高年級的學生寫了“尗疋”兩個字讓他讀，他張口結舌。此時高年級的同學告訴他，他剛進校時，上屆同學也曾寫這兩個讓他認，他錯讀成“卡疋”，倒沒有人笑話，因為誰都讀不出來。這位同學又告訴李，這兩個字是劉文典先生的字，讀作“叔雅”，而同學們背地裡也叫劉先生“卡疋”（音kate）先生，算是對他老人家的暱稱。

【知遇】

胡適和劉文典同歲，他是劉文典的同鄉、同僚，亦是劉文典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在劉文典登上學術高峰的路途中，必然少不了胡適的一臂之力。

劉文典曾撰寫一篇名為《怎樣叫做中西學術之溝通》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稱胡適為“我的朋友胡適之”，並稱胡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實在可以算得是中國近代一部EpochMaking（劃時代）的書，就是西洋人著西洋哲學史，也只有德國的Windelband（文德爾班）和美國的Thilly（梯利）兩位名家的書著得和他一樣好”。

劉文典的《淮南鴻烈集解》成書後，胡適自然是最早的讀者。1921年9月24日，胡適在日記裡記載：“劉叔雅近來費了一年多的工夫，把《淮南子》整理了一遍，做成《淮南鴻烈集解》一部大書。今天他帶來給我看，我略翻幾處，即知他確然費了一番很嚴密的功夫。”胡適還寫道：“北大國文部能拿起筆來作文的人甚少，以我所知，只有叔雅與玄同兩人罷了。叔雅性最懶，不意他竟能發憤下此死功夫，作此一部可以不朽之作！”

《淮南鴻烈集解》的出版也是胡適努力的結果，胡將文稿推薦給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並充當劉文典的經紀人，幫助他與商務印書館交涉。劉對好友也極為信任，寫信給胡適說：“《淮南子》事，既然你這樣說，典無有不依。”

對於劉文典而言，“我的朋友胡適之”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劉寫給胡的信，大都是讓胡為他解決各種各樣的難題，無論是生活上的還是學術上的，在信中，劉不是讓胡適替他找工作，就是為他的書稿和商務印書館交涉，或者是找胡適借錢、提供其他幫助等等。

劉文典因校勘《淮南子》曾向北大借款六百元錢，到期卻無力還債。因當時他的書還沒有出版，他便給胡適寫信訴苦，讓胡幫他向張元濟預支稿費，他在信中說：“兩三個月薪水一扣，典年內就無以為生了。典想拙作將來銷路總不會十分錯的，借重你的面子，和張菊生（元濟）先生商量，墊幾百元，總該可望辦到。拙作比起平常的書來，費的心血也多些，將來定價也要貴些，並且價值比較的永遠些，無論多少年後都可以有銷路，究非那些風行‘一時’的書可比。先墊一筆款，早遲準可以撈得回來的，典想只要請你和張先生一說，典目下這個圍就可以解了。你對於典的事素來肯幫忙，這件事必定可以答應我的。”

幾日後，劉文典再次寫信催促胡適：“典因此又起了一個奢望，看起來好像近於‘無饜之求’，其實和原議相差也不遠。就是《淮南子》的墊款六百，加上《印度思想史》的二百，共計有八百元，如果拿二百，就可以湊成一千整數了。”在胡適的幫助下，不多日，劉文典便領到了商務印書館預支的稿費。

由於劉文典未能及時將最後幾章校完，商務印書館不肯支付剩餘的五十元稿費，而北大因經費緊張不能按時發薪，山窮水盡的劉文典只好再次求助胡適：“弟之經濟狀況已瀕絕境，務請你即刻替弟和他交涉一下（打一個電話即成了），我向他開口，實在有些不好，請你援救我一下罷。”

1923年，《淮南鴻烈集解》出版之際，劉文典請胡適為該書作序，並提出序要用文言文寫：“拙著《淮南子集解》已經全部完成，許多學生們都急於要想看看，盼望早一天出版。現在就因為等你那篇序，不能付印，總要請你從速才好。至於文體，似乎以文言為宜，古色古香的書上，配上一篇白話的序，好比是身上穿了深衣，頭上戴著西式帽子似的。典想平易的文言和白話也差不多啊，如果你一定不肯做文言，也只得就是白話罷。”

胡適幾乎對劉文典有求必應，用文言文作序言一篇，將無數溢美之詞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