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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記下學生們的名字。

豐子愷回憶：“李先生上一小時課，預備的時間恐怕要半天，他因為要最經濟地使用這五十分鐘，所以凡本課中所必須在黑板上寫出的東西，都預先寫好。黑板是特製的雙重黑板，用完一塊，把它推開，再用第二塊，上課鈴沒有響，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講壇上‘恭候’學生，因此學生上圖畫、音樂課決不敢遲到。往往上課鈴未響，先生學生都已到齊，鈴聲一響，李先生站起來一鞠躬，就開始上課。他上課時常常看錶，精密的依照他所預定的教案進行，一分一秒鐘也不浪費，足見他備課是很費心力和時間的。”

李叔同總是利用吃早飯以前的半小時、吃午飯至上課之間的三刻鐘，以及下午四時以後直至睡覺前的這三段時間為學生們進行圖畫音樂的課外練習。這兩課都需要個別教學，所以學生在這幾段時間輪流前去受教，而李叔同則是無法休息，他總是將午飯和晚飯提前，然後從早忙到晚。他幾乎用全部的精力和時間來教育學生，而由他執掌的音樂、圖畫兩課程也成為學校極為重要的課程。

每次上美術史課時，李叔同總是提前蒐集各時代、各名家的代表作，附記在紙條上，拿給學生看。在每學期開學前，他便將本學期所教的內容和順序詳細編定，預告給學生。

1915年，李叔同讓學生李鴻梁到南京高等師範（東南大學前身）去代課。見面後，李叔同拿出本學期的教學進度給李鴻梁看，詳細告訴他學校裡的情形後，特地囑咐道：臥室與教員休息室很遠，每天早晨必須把自己的表與鐘樓的大鐘對準，因為號聲有時候聽不清楚。如有事外出，叫車子回校時，一定要和車伕說清楚拉到教員房，否則頭門離教員房是很遠的。每逢吃飯時，要記住，每人兩雙筷子，兩隻調羹，如覺不便，可以關照廚房，把飯單獨開到自己房間裡來。還有那個管理房間的工友，你須注意等等。

弘一法師在湛山寺講律，主講《隨機羯磨》。上課時，他並不坐在講堂正位，而是在一旁另設一張桌子，與眾共習，不以人師自居。因為身體虛弱，他每堂課只講半個小時，言語精練，不說多餘的話。他每次課前都花很長時間準備，湛山寺的火頭僧回憶，第一天開講臨下課時，弘一說：“我研究二十多年的戒律，這次開講頭一課，整整預備了七個小時。”講了十幾堂課後，弘一實在無法支撐，只能讓弟子仁開代講，他負責編寫講義，解答疑問。講完《隨機羯磨》，他又講了《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

【乖僻】

李家門風素嚴，李叔同的父親李筱樓在世之時，每次用餐，餐桌上必定要備一碟生薑，以從“不撤姜食”的古訓。父親去世多年之後，母親依舊遵循此習慣。母親對李叔同督課甚嚴。一次開飯之際，桌子擺放偏了些，母親即訓道：“子云：席不正不坐。”而父親去世後，李家的當家人，李叔同的二哥李文熙對六七歲的弟弟也“教督甚嚴，不得少（稍）越禮貌”。這種刻板的家庭作風，養成了李乖僻的性格。

李叔同少時因其兄長李文熙對人的態度往往取決於此人的貴賤程度，故存有不平之心，為人極為偏激，他喜歡養貓，常常對貓反而像對人一樣敬重。

李叔同經常虛言家世或虛寫地名。1906年10月4日，日本《國民新聞》記者採訪李叔同，記者問道：“您的雙親都在嗎？”李答：“都在。”問：“太太呢？”答曰：“沒有，是一個人，26歲還是獨身。”其實那時李叔同的雙親皆已故世，他也早在18歲時跟俞氏結婚。

劉質平在《弘一上人史略》一文中也說：“（李叔同）所寫地名、山名、寺名、院名，有曾住者，有未曾住者，有寺名院名臆造者，有全部臆造者，均與筆名同時決定。”

一次，李叔同和歐陽予倩約好了早晨八點在李的寓所見面。兩個人的住處距離很遠，歐陽予倩因為趕電車遲到了。到了李家，遞過名片，歐陽就在門外等候。不多時，李叔同推開窗門對歐陽予倩說：“我和你約的是八點鐘，可是你已經過了五分鐘，我現在沒有功夫了，我們改天再約吧。”說完一點頭，關上窗戶。歐陽予倩知道他的脾氣，只好回去了。

與歐陽予倩有同樣遭遇的還有春柳社成員吳我尊。據徐半梅回憶，一次，李叔同約吳某日下午兩點到他家中，吳如期而往不料晚了五分鐘，李叔同不肯開門，只是從窗戶對著樓下的吳我尊說：“我約你的，是下午二時，現在時刻已過，恕不開門了，我們再改約日期吧。”吳只能悻悻而返。

徐半梅回憶，李叔同和日本女子福基婚後，岳母過來探訪女兒，臨走時天正下雨，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