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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父親和幾位叔叔都是在這種輕鬆活潑比較自由的氣氛中,度過了他們的蒙館生涯。”
關於“恪”的讀音。
陳寅恪的“恪”這個字,被普遍讀作“què(確)”,根據是:陳寅恪先祖原居福建上杭,屬客家系統,客家人讀“恪”作“què(確)”。但據金文明《守護語林》中所作考證,這是以訛傳訛之謬。上杭的客家話裡,根本沒有q這個聲母,凡普通話q聲字在客家話裡多讀作“k”。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香港出版社的《李氏中文字典》用“課”注“恪”的國音,而用“確”注“恪”的粵音。而據陳寅恪助教王鍾翰回憶,陳老所用的英文署名是Tschen Yinko(ko一作koh),可見“恪”絕不讀“què”,惟其粵音注音字“確”的普通話讀作“què”,而因此就自作聰明給“恪”編一個新音,是很荒謬的。陳寅恪本人也認為,用普通話時,“恪”當讀作“kè(課)”,而這也是“恪”字在普通話中的惟一讀音。
據說,清華圖書館元老畢樹棠先生曾經問過陳先生,陳先生告訴他“恪”應讀ke音,他又問“為什麼大家都叫你寅què,你不予以糾正呢?”陳先生笑著反問“有這個必要嗎?”
陳寅恪的老家江西修水,“恪”字輩已不下千人,叫“陳寅恪”的就有6人。這些以“恪”命名的宗親,無論是他們本人還是他們的長輩,都讀“恪”為koh(古入聲)。
陳寅恪從青年到老年,從沒有將“恪”寫成que音。例如他在瑞士、美國、德國留學和發表論文的署名,以及1956年在中山大學《本校專家調查表》上填寫的名字拼音均為ChenYinke或ChenYinKoh。北方方言已無入聲,古入聲koh在當年的北平官話中已轉化為kè,陳寅恪及其兄弟在正式場合都使用kè音。
根據陳寅恪生平經歷,應該是從清華園開始被人叫成陳寅què的,至西南聯大、成都燕大時期,已約定俗成。但陳寅恪本人並不認可,在成都燕大時曾親口對他的研究生石泉說:“我的名字念‘客’。”
據說,陳寅恪到中山大學後,師生職員相沿成習念què,與其夫人唐篔不無關係。唐篔是臺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自幼依母在天津長大,母音為平津一帶的語音。她讀“恪”為què,當學生稱寅kè先生時,她常常糾正說要念què。
陳寅恪幼年在湖南時,只有八、九歲。祖父陳寶箴會客,陳寅恪隨侍在旁靜聽。客走後,談過的話,別人都記不得了,陳寅恪照述無遺。他從小看書,只看一遍,就能背誦,對新舊唐書尤其熟。
說一則陳寅恪父親的趣事。陳三立(陳寅恪父)不辨菽麥,有一次謁中山陵後,見道旁稻秧成排,豐腴翠美,不由讚道:“南京真是好地方,連韭菜都長得這樣齊整!”
哈佛大學派趙元任請陳寅恪前往任教,陳婉拒之,說:“我對美國的留戀,只有波士頓中國餐館醉香樓的對蝦。”
陳寅恪在國外留學時,當時在外的留學生離婚盛行,有些留學生無事幹幫這個離婚,幫那個離婚,首當其衝的是陳翰笙和他太太顧淑型及徐志摩和他太太張幼儀,張其時還正有孕。對於這些事情,傅斯年、陳寅恪是不摻和的。當時留德同學中的玩笑話,用來說傅、陳二人,說這兩個人是“寧國府大門口的一對石獅子,是最乾淨的。”
當時史語所的研究員們大都在北大、清華等高校兼課,以貼補家用,有“大炮”之稱的所長傅斯年怕耽誤研究工作,故規定凡史語所專職研究員,必須在所裡辦公,不得在外面兼課。陳寅恪當時仍住在清華園併兼任中文、歷史兩系教授,對傅斯年的這條規定,陳寅恪表示擁護但不服從,趙元任也對傅斯年對其不予理睬。傅斯年甚是頭疼卻又無計可施,最後只好妥協。史語所研究員李方桂回憶說:“他(傅斯年)不得已,為了請到這兩位傑出的人才,只好退讓一步。說,好!只有你們兩位可以在外兼課,別人都不許!為了顧及某些特殊人才的特殊情況,他也只好不堅持他的原則了。”
趙元任和楊步偉夫婦去德國旅遊,俞大維和陳寅恪請他們看德國歌劇Freischutz,結果送到戲院門口,自己卻要走,一問為什麼,陳寅恪回答說,兩個人只有這點錢,不夠再買自己的票,要是這哥倆也去看戲,那回去又得吃好幾天乾麵包。
在德國時,陳寅恪等一群朋友經常相聚,而吃飯時則是大家說好了各吃各的,因為大家都是苦學生。當時在德國的留學生都比較清苦,俞大維是最不容易見到的人之一,因為他黑白顛倒,日當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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