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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勉勵清華學子們，希望他們能夠“崇德修學，勉為真君子，異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瀾，作中流之砥柱”。從此，“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便成為清華校訓，沿用至今。

梁實秋曾回憶梁啟超演講：任公走上講臺，開啟他的講稿，眼光向下面一掃，然後是他的極簡短的開場白，一共只有兩句，頭一句是：“啟超沒有什麼學問——”眼睛向上一翻，輕輕點一下頭：“可是也有一點嘍！”

梁實秋回憶1922年梁啟超在清華講演《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示的情感》時說：任公先生的這一篇講演稿，後來收在《飲冰室文集》裡。他的講演是預先寫好的，整整齊齊的寫在寬大的宣紙製的稿紙上面，他的書法很是秀麗，用濃墨寫在宣紙上，十分美觀。但是讀他這篇文章和聽他這篇講演，那趣味相差很多，猶之乎讀劇本與看戲之迥乎不同。

梁啟超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任教，曾指導一研究生研究先秦思想史。期未考試該生只得了五十分。該生於是前往導師處詢問，梁啟超隨口說：“您的考試卷我根本沒看，看考卷即浪費時間，對我也沒有幫助，放暑假你準備一下，開學來補考就是了。”開學後，梁啟超在該生補考卷上打了一百分，說：“你的考卷我沒看，經過一個暑假複習，你一定考的很好，我也不用再看了。”

梁實秋曾記錄梁啟超講課的情形：他講得認真吃力，渴了便喝一口水，掏出大塊毛巾揩臉上的汗，不時的呼喊他坐在前排的兒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臺去把黑板擦乾淨。每次鐘響，他講不完，總要拖幾分鐘，然後他於掌聲雷動中大搖大擺的徐徐步出教室。聽眾守在座位上，沒有一個人敢先離席。

梁啟超在清華開設“古書的真偽和辨真偽方法”課程，從多方面多角度對先秦古籍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總結，講課中他從校勘、考證、訓詁以及學術系統來分析古籍的真偽及年代，隨時總結問題，並經常拿幾種書進行比較。

梁啟超在清華任教時，每週三講授《儒家哲學》，講課時，他讓學生周傳儒負責記錄他講課的內容。一次，一位學生製作燈謎一則，曰：梁任公先生每週三講哲學，打一人名。大家都猜不出，最後這位學生揭開謎底，原來是“周傳儒”。眾人鬨笑。

梁啟超認為《老子》一書可能為戰國時期作品，他在一次學術演講中說：“我今將《老子》一書提起訴訟，請各位審判。”幾天後，他收到了一位名叫張怡蓀的學生的來信，信中說：“梁任公所提出各節，實不能有絲毫證明《老子》一書中有戰國產品的嫌疑，原訴駁回，此判。”梁對張的觀點並不認同，但他欣然為此文作題識，對張的才華表示讚許。

梁啟超曾在北京師範大學講中國文化史，每次他來授課，教室裡都是擠得滿滿的，以致室無隙位，有的學生還站著聽。有些學生雖是學自然科學的，但寧可犧牲本門功課來聽他的講授。

梁啟超在北師大授課時，一次來上課的學生極少，梁詢問得知，原來這日有重要的校際籃球比賽，很多學生都跑去看了。梁於是大發牢騷：“做學問不如打球好玩，你們也不是要跟我做學問，不過是要看看梁啟超罷了，和動物園的老虎、大象一樣，看一兩次就夠了。不過我並不失望，不要多，只要好，我在時務學堂只有40多個學生，可是出了蔡松坡、範源濂、楊樹達，一個頂一個！”

梁啟超每次去學校上課，坐的都是自備馬車。他在車上總是手不釋卷的，進了校門，才把書裝進提包裡，但一到教授休息室，他又把書開啟了。他講授時，對每一問題，都是上下古今，詳證博引，精闢透徹，引人入勝。在引證當中，同時提出自己的見解，來啟發大家。他不止一次地談到：“凡研究學問，既要能鑽進去，又要能走出來，才不致為人所蔽，而能自有所得。所以古人說讀書就是攻書，這個‘攻’字很有意義，要很好地體會。”

一日，楚中元和李仁夫一起去拜訪梁啟超，梁很熱情地招待他們，除了泡茶之外，還添上兩盤糖果。他為楚中元的詩稿題寫了封面，又為李仁夫寫了副對聯，聯雲：“萬事禍為福所倚，百年力與命相持”。他一再對李說：“這是我青年時代一首詩的錄句，可以想見我當年的豪氣。我今天特別寫給你，也是希望你立志向上奮鬥。”同時他又說：“我平生行事，也是信奉這兩句話。所以遇到任何逆境，我都是樂現的，我是個樂觀主義者，也許就是得力於此，希望你們青年人要從古人這種哲語中去吸取力量。”

黃伯易回憶在東南大學暑假的歡迎會上第一次見到梁啟超。當時，梁啟超在會上謙虛態度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