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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也有日課（工作計劃），不稍休息。他每天必得看完《京滬日報》和一本與《新青年》等齊厚的雜誌，還要摘錄必要材料。每天固定要讀的日文和中文書籍縱在百忙中也全不偷懶。他經常以“萬惡懶為首，百行勤為先”來勉勵學生們。

梁啟超規定工作時間不接待賓客，偶有人來訪，談話不超過一個小時。他在書齋上掛了一個木牌，上書：“除研究生外，無要事莫入。”

東南大學學者雲集，一位學生問梁啟超：“現在南京延攬國內外名流學者公開講學，有人說只有諸子百家爭鳴才能與今天的盛況媲美。依先生看，這種提法是否合適？”梁頓時莊重地說：“非常不合適！主要是沒有新的東西。諸子百家各有獨到之處，2000年後的今天還值得重新估定它的價值。今天的自由講學幾乎找不出一種獨立見解，不過二三十年後，就被人們遺忘得一乾二淨了。”

梁啟超“平昔眼中無書，手中無筆之日亦絕少”，晚年著述，用力尤勤。1920年，他僅一年就撰成《清代學術概論》、《老子哲學》、《孔子》、《墨經校釋》等著作，並有多篇佛教歷史論文。

梁啟超學識淵博，但有時也會犯些小錯誤。他撰寫《中國歷史研究法》時，引用阿拉伯人的著作，因未見原文，將“五朝”誤寫成“五代”，將“10世紀的中國”寫成了“9世紀”。王森然對此感慨道：“著書求入世界作者之林，真不易矣。”

梁啟超晚年熱心於文化傳播活動，他成立共學社和講學社，前者出版了大量書籍，包括介紹社會主義的譯作，後者則出面邀請了杜威、羅素、杜裡舒、泰戈爾四位大師訪問中國，成為二十年代中國的重大文化事件。

1923年2月，張君勱在清華作題為《人生觀》的講演，不意卻引起地質學家丁文江的極大反感，旋即撰文《玄學與科學》予以批駁。張丁兩人往復辯難，由梁啟超帶頭參加、張東蓀、林宰平、胡適、王星拱、吳稚暉等名流紛紛發表文章，爭相參戰，掀起了轟動一時的科學與玄學之爭。

1928年9月，在梁啟超離開人世間的四個月前，他開始著手編寫《辛稼軒年譜》。在與病痛鬥爭中，梁啟超始終堅持寫作，直至最終無法提筆。梁啟超與辛棄疾有相同的人生境遇，感同身受，故有編寫《辛稼軒年譜》之舉。

1929年初，梁啟超的病情漸趨惡化，身體越來越差，學生謝國楨和蕭龍友勸他停止工作，多休息。梁說：“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壇。”不久不治而逝。1982年，謝國楨因病住院，堅持看書，蕭龍友的兒子蕭璋去探望他，勸他不要看書，注意休息，謝以老師在50多年前的話回答道：“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壇，師訓不可違！”

梁啟超學識博雜，藏書甚多。他的飲冰室藏書多達3470種，四萬多冊。他潛心研究圖書文獻學，支援圖書事業。梁啟超逝世後，家人遵其遺囑，將所有藏書捐贈給了北京圖書館。

梁啟超一生勤奮，著述繁多，各種著述達一千四百萬字，每年平均寫作達三十九萬字之多。這些著作，是他在近三十六年的政治活動之餘寫出來的，足見其勤奮。他的《飲冰室合集》共148卷，曾經產生“飲冰一集，萬本萬遍，傳誦國人”的社會影響。

【教學】

梁啟超的學生有：蔡鍔、蔣百里、張君勱、楊樹達、楊鴻烈、範源濂、吳其昌、姜亮夫、徐志摩等，分涉軍界、哲學、學術、文學、法律界等，各有建樹。

梁啟超教學熱情洋溢。他用盡氣力去準備功課，每日兩個小時的講義，他窮一日之力編之，僅剛剛夠用。

梁啟超熱愛講學著述，一次梁啟超因為醉酒傷風得病，被檢查出右心室偏大，脈跳稍快，被醫生強令停止可以一切演講著述。然而，梁啟超竟仍於晚上跑到法政學校授課。當張君勱從醫生處回來，聽說其師梁啟超又去講課了，倉皇跑到該校，把梁啟超從講臺上拉下，痛哭流涕，要求梁必須停止演講一星期，並且立刻致函各校，停止梁啟超本週一切演講。梁啟超後到東南大學講課，發現教室空空如也，竟無一學生到場。經過與張君勱交涉，梁啟超才得以保持東南大學的講席，同時繼續聽講佛學課程。

梁啟超稱，他在清華教學的目的，歸納起來，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會上造成一種不逐時流的新人，二是做學問的方法——在學術上造成一種適應新潮的國學。

1914年11月初，梁啟超在清華作題為《君子》的演說，他在演說中引用《易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和“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