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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了梁啟超，梁未加辯駁，只是說出一句：“不錯！我梁啟超的特點就是善變。”

東南大學舉行國學研究會，會上，有人將話題轉到顧寔的《人生二百年》上。梁啟超說：“我梁啟超一定要活到78歲！”此話引來了教授們的不同意見。吳梅（瞿安）說：“生死何足道！”王樸安說：“未知生，焉知死？”柳貽謀說：“人生實難，死如之何！”陳佩君說：“生死事大，無餘涅槃。”教授們的人生觀五花八門，但在態度上都反對梁的觀點。最後陳斟玄（鍾凡）調侃地說：“我們顧先生會算八字，讓他給梁先生算算！”梁啟超說：“我粱啟超生平從不迷信！”顧寔大為震怒：“我不像梁啟超，我自己算過，我要活80歲零一早晨，最後一早晨要與死神拼命！”於是，大家掃興而歸。

梁啟超曾在南京支那內學院學佛，一次，歐陽竟無莊嚴地對梁啟超說：“我絕非輕視你梁啟超，而是你的文章對青年傳染力強——把佛學匯入宗教的鬼神迷信。試想想，我們一代應擔負何等罪過？”說到此，歐陽不禁老淚潸然。梁啟超聽罷埋頭無語。

梁啟超晚年開始用白話文寫作，終生反對白話文的章士釗在《甲寅》雜誌中大罵梁啟超用白話作文，獻媚後生小子。

夏曾佑對梁啟超的學問並不推崇，他指責梁的《清代學術概論》一書“錯處開卷即得”。

【流質】

梁啟超一生，時人常批評其多變，甚至有人譏其投機，梁啟超也承認自己本性“流質易變”，但絕非如別人所說的投機政治，他坦然面對自己的“善變”。1903年，梁在《政治學大家伯論知理之學說》一文中說：“不憚以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挑戰。”

一次，楚中元問梁啟超：“梁先生過去保皇，後來又擁護共和，前頭擁袁，以後又反對他。一般人都以為先生前後矛盾，同學們也有懷疑，不知先生對此有何解釋？”梁沉吟了一會兒，然後以帶笑的口吻說：“這些話不僅別人批評我，我也批評我自己。我自己常說：‘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對昔日之我’，政治上如此，學問上也是如此。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貫主張的，決不是望風轉舵，隨風而靡的投機者。”

梁啟超說：“我為什麼和南海先生分開？為什麼與孫中山合作又對立？為什麼擁袁又反袁？這決不是什麼意氣之爭，或爭權奪利的問題，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貫主張決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呢？就是愛國。我的一貫主張是什麼呢？就是救國。……知我罪我，讓天下後世評說，我梁啟超就是這樣一個人而已”。

梁啟超的朋友孫寶瑄是這麼認識梁啟超的多變的：“蓋天下有反覆之小人，亦有反覆之君子。人但知不反覆不足以為小人，庸知不反覆亦不足以為君子。蓋小人之反覆也，因風氣勢利之所歸，以為變動；君子之反覆也，因學識之層累疊進，以為變動。其反覆同，其所以反覆者不同。”

鄭振鐸在《梁任公先生》一文中對梁啟超的“善變”表示了深深的理解：“他之所以‘屢變’者，無不有他的最堅固的理由，最透徹的見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頑執不變，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與一切的遺老遺少同科了；他如不變，則他對於中國的貢獻與勞績也許要等於零了。他的最偉大處，最足以表明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處，便是他的‘善變’，他的‘屢變’。”

【性情】

梁啟超為人天真、率直、熱忱、進取、虛心、內省、無我、重感情，他自稱為“中國之新民”和“少年中國之少年”，熟識者皆認可，不覺得他矯情。

胡適說：“任公為人最和藹可愛，全無城府，一團孩子氣。人們說他是陰謀家，真是恰得其反。他對我雖有時稍漏一點點爭勝之意，——如民八之作白話文，如在北大公開講演批評我的《哲學史》，如請我作《墨經校釋·序》而後移作後序，把他的答書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書，——但這都表示他的天真爛漫，全無掩飾，不是他的短處。正是可愛之處。以《墨經校釋·序》一事而論，我因他虛懷求序，不敢不以誠懇的討論報他厚意，故序中直指他的方法之錯誤，但這態度非舊學者所能瞭解，故他當時不免有點介意。我當時也有點介意，但後來我很原諒他。”

1923年，胡適曾應《清華週刊》之請為青年開出一份《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胡將《三俠五義》、《九命奇冤》也列入其中。梁啟超也受邀開出一份書單，他在《評胡適之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中說：“胡君這個書目，我是不贊成的，因為他文不對題。”又說：“一張書目，名字叫做‘國學最低限度’，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