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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論》等著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26年，金嶽霖回國後發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學論文：《唯物哲學與科學》。他在文中說：“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學動物，我自己也是一個，就是把他們放在監牢裡做苦工，他們腦子裡仍然是滿腦子的哲學問題。”

金嶽霖的知識論原本抗戰期間在昆明時就已經完稿，全稿六七十萬字。當時日機經常空襲昆明，金嶽霖為了不讓稿子毀於日機的轟炸，就帶著稿子跑警報。到了山邊上，他就坐在稿子上。有一次轟炸的時間太長，轟炸結束時，天已經黑了，他站起來就走，稿子忘了拿。等他記起回去，稿子已經不見了。於是他只好重新再寫。到1948年12月，金嶽霖重新寫就的《知識論》完稿。

清華很重視哲學問題和邏輯，所以討論和辯論盛行，邏輯組是學術辯論最熱烈的地方。組內教師都是金嶽霖的學生或者學生的學生，遇到問題常各執己見，爭得面紅耳赤。金嶽霖、沈有鼎、周禮全祖孫三代是其中的代表，不論是老師還是學生，只要你講得不對，我便要反駁，今天駁不倒，下次準備再來。

金嶽霖認為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是根據當時在美國流行的實驗主義的哲學主張寫出來的，“我們再看那本書的時候，難免一中奇怪的印象，有的時候簡直覺得那本書的作者是一個研究中國思想的美國人；胡先生以不知不覺間流露出來的成見，是多數美國人的成見”。

1935年，金嶽霖的《邏輯》一書出版。這在中國邏輯學界被認為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部純粹邏輯”。當時的《國聞週報》高度評價了金嶽霖和他的《邏輯》：“其思想之深刻，分析之細密，措辭之謹嚴，不這樣一個富有思考力的哲但中國的哲學出版物中少有其匹，即求之西洋哲學的出版物中亦不多了。中國的實在論能有學家出來領導，我們可以預見其‘方興未艾’，‘五世其昌’哩！”

晚年的金嶽霖認為三本書就能概括他的一生：“我要談談我的書，我只寫了三本書。比較滿意的是《論道》，花功夫最多的是《知識論》，寫得最糟的是大學《邏輯》。”

金嶽霖的《知識論》寫了兩遍，費時十餘年，從完稿到正式出版又用了35年之久。新中國成立後，張岱年碰見金嶽霖，問金的《知識論》可曾寫好。金答曰：已經寫好了，我寫了這本書，我可以死矣。1983年，就在金嶽霖去世前一年，商務印書館終於出版了《知識論》，金嶽霖在序中說：“《知識論》是一本多災多難的書……是我花精力最多，時間最長的一本書，它今天能夠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興。”

在西南聯大時，金嶽霖同朱自清、陳岱孫、李繼侗等教授住在昆明北門街71號唐（繼堯）家花園戲臺的大包廂裡。幾位同仁把最安靜的地方留給金嶽霖，供他寫作。中國現代哲學系統中最完備、最富創造性的本體論專著《論道》就在這裡誕生了。

金嶽霖的《論道》將“間”和“時”區別開來，金嶽霖說：《論道》的重點是時流，“這表示在那幾句話：‘能之即出即入謂之幾。’‘能之會出會入謂之數。’‘幾與數謂之時。’這就使我回到無極而太極的宇宙洪流上去了”。

有人問金嶽霖，為什麼書名叫論道，金嶽霖回答：“道有中國味。”他寫《論道》時，馮友蘭也在寫一部止血著作《新理學》。兩人互看稿子，也互相影響。馮友蘭說自己的書是“舊瓶裝新酒”，金嶽霖的是“新瓶裝新酒”，馮友蘭認為金嶽霖對他的影響在於邏輯分析方面，而他對金嶽霖的影響比較小，如果有的話，則可能在於“發思古之幽情”方面。

【授業】

金嶽霖留學回國後，先受聘於清華大學教授邏輯學，並受校方委託創辦了清華大學哲學系，擔任系主任。當時的哲學系只有金嶽霖一個教師，也只招到沈有鼎一個學生，當時一師一生，號稱一系，成為美談。爾後的三十多年裡，他不但一手辦起了清華大學哲學系，而且培養了這方面的許多大家，桃李滿天下。用金老同事汪子嵩先生的話說：“一直到1952年，清華哲學系的學生都是金先生的學生，或是學生的學生。”

金嶽霖授課時，常把學生也看做學者，以學者對學者的態度研究問題。他講課經常“不帶書本，不帶講稿，走進課堂只帶一支粉筆，這支粉筆並不適用，經常一堂課下來一個字也不寫”。

金嶽霖主講邏輯學，有學生（據汪曾祺回憶可能是陳蘊珍，即蕭珊）感到這門學問十分枯燥，便好奇地問他：你為什麼要搞邏輯？金教授答：“我覺得它很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