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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壓力。首先是經濟上的，1966年7月，十來個紅衛兵來馮老住處抄家文物書籍全部封存，扣發工資，每個月只給馮友蘭夫婦24元生活費；8月份紅衛兵又把存摺和相機等稍微值錢的東西拿走了，又封鎖住房，規定馮老夫婦只能住一間房。在兩年多的時間裡不論寒暑，任夫人只能在小院裡露天做飯。其次是生活上的壓力，包括勞動方面。因為燕南園居委會規定，任夫人承擔全部家務勞動並打掃燕南園道路。任夫人當時已是古稀之年，而且她身體不好。此時她既要自己完成勞動改造，還要照顧馮友蘭的生活起居，馮友蘭對此特別歉意。他在11月的日記裡說：近幾個月來，我的愛人為了幫助我思想改造，為了照顧我的生活，費盡心力，歷盡辛苦。她本來又有心臟病，還是帶病支援。這兩天就覺得心慌背痛，今天早晨又頭暈，還勉強於五點鐘就起來，為我準備早點，舊病發了，這都是我帶累的。

除了這些，任夫人還得承受政治壓力。北京大學無論開什麼樣的批鬥會，不管和哲學系是否相關，任夫人必須陪著馮友蘭去接受教育，一般要開到深夜。在批判過程中，任夫人總是一直守在門外，不時很有禮貌地敲門和藹地問別人：“你們批完了嗎？”使得批判的那些人氣勢也不好囂張起來。任夫人最擔心的就是怕馮友蘭發生什麼意外。當時馮友蘭和其他“牛鬼蛇神”們必須接受隔離審查，打掃衛生，學馬列背毛主席語錄，或者寫交代和揭發材料，吃飯也必須排隊。據馮友蘭回憶：叔明見我夜裡不能回家，很不放心，她每天上午提前吃午飯，吃了以後，就走到辦公樓前邊，坐在臺階上，望著外文樓，看見我跟著隊伍出來吃飯，她就知道我又平安地過了一夜，還沒有死，她就放心了。第二天照樣再去等。那裡有幾塊石頭，我說那幾塊石頭可以叫“望夫石”。

任夫人細心和全心的照顧，還有思想上的默默支援，給了馮友蘭巨大的精神力量，使他順利度過人生最低谷的時期。不幸的是，1977年，飽受病痛折磨和操勞過度的任夫人因病逝世，馮友蘭忍痛作輓聯：在昔相追隨，同榮辱，共安危，出入相扶將，黃泉碧落君先去；從今無牽掛，斷名韁，破利鎖，俯仰無愧怍，海闊天空我自飛。

1991年12月22日張岱年先生在馮友蘭的安葬儀式上發表講話，讚揚了馮老的一生對中國文化的巨大貢獻，他特別提到了要向馮老的妻子任載坤女士表示敬意。因為沒有任夫人幾十年獨自擔當井臼之勞，不論什麼情況下一如既往地支援馮老做學術工作，馮老要專心做學問是很難的，尤其是在長期接受批鬥的惡劣環境中，沒有任夫人的支援和照料馮老不一定能支撐下去。

【坎坷】

從蘇聯回國後，馮友蘭先生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作了兩次正式演講。一次是漫談蘇聯見聞；另一次是在北大哲學系，以“秦漢歷史哲學”為題，提出了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某些思想為基本要素的“新三統五德論”，集中論述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於社會存在的觀點。

這次講演引起了官方的懷疑與不滿。次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國民黨政府警方視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審訊。國民黨此舉引起全國譁然，人們紛紛提出抗議。迫於全國的民主勢力，馮在被關押、審查數天後，遂被釋放。對於這次事件，魯迅先生曾在一封書信中憤然說到：“安分守己如馮友蘭，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魯迅書信集》）這次事件對馮的震動也頗大，但他並未因此而與國民黨決裂，而是選擇了更加謹小慎微的道路。

馮友蘭先生的天地境界何其難，比之好友金嶽霖的不問世事，他的經歷要艱辛坎坷許多。馮友蘭的女兒宗璞覺得：這麼多年，父親馮友蘭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批判、謾罵和打擊，成為眾矢之的，卻不發瘋也不自殺，仍然在他的哲學天地裡遨遊，真是非常勇敢，非常了不起。

馮友蘭第一次與毛澤東接觸，是1949年10月。當時有許多人向毛澤東寫信表態效忠，他也寫了一封信，大意說：我過去講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現在我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準備在五年之內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

1949年以後馮友蘭一直就在被改造中，是最大的改造物件，因為他有思想。張岱年就說過，馮先生地位特殊，不僅沒有“言而當”的自由，甚至沒有“默而當”的自由。

1951年，馮友蘭隨中國文化代表團訪問印度，印度總統普拉沙德介紹馮的學術貢獻時曾提及《中國哲學史》和《貞元六書》。外交部得知後立即致電代表團，說此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