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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樹的敵人可以分做兩種，一種是妒忌我，一種是想征服我，這兩種都是沒法避免的。我不能求悅人而自暴自棄，遷就了別人的標準。我自己不願壓迫人家，也不願人家來壓迫我。如有人想要壓迫我，當然反抗。……我決不願把身子賣給任何人。我決不能為了同黨的緣故而把自己的前程犧牲了。”

此後，二人開罵，甚至發展到幾欲肉搏。最後顧頡剛決定退出史語所。中研院史語所的成立大會上，顧頡剛沒有出席。這次事件，宣告了傅、顧之間同窗之誼與十幾年密友關係的破裂。

後來，傅斯年在北大辦文科研究所，曾想聘顧頡剛為北大研究所教授，但顧拒絕。傅斯年因失了面子甚覺惱火，找別人捎話轉告顧頡剛：“燕京有何可戀，豈先為亡國之準備乎？”顧頡剛聽後則反唇相譏曰：“我入燕京為功為罪，百年之後自有公評，不必辯也。”

1941年10月，陶孟和帶領他的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全體人員，也向李莊搬遷時，陶不得不向他學生輩的傅斯年乞求：“張家大院之房，務請拔幾間給社所暫用，頃社所已去十餘人。”但傅斯年根本不為所動，聽任陶孟和跟李莊計程車紳協商，化整為零為寄居在有空房的當地人家中，直到第二年春夏才在附近找到落腳點。

社會學家吳文藻及其弟子費孝通等人抗戰時期流寓昆明，在雲南大學社會學系創辦了民族學會，這不僅是另立山頭，而且違背了傅斯年“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愛國原則，傅斯年不僅寫文章批駁，更給中央研究院代院長朱家驊等人寫信說：“夫學問不應多受政治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種無聊之學問，其想影響及於政治，自當在取締之列。吳某所辦之民族學會，即是專門提倡這些把戲的。他自己雖尚未作文，而其高弟子費某則大放厥詞。若說此輩有心作禍固然不然，然以其拾取‘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發達之科學’之牙慧，以不瞭解政治及受西洋人惡習太深之故，忘其所以，加之要在此地出頭，其結果必有惡果無疑也。”在這種情況下，吳文藻、費孝通只好關門大吉。

【逸事】

傅斯年自幼聰穎好學，熟讀儒學經典，號稱“黃河流域第一才子”、繼孔聖人之後兩千年來又一位“傅聖人”。

傅斯年到天津府立一中讀書，剛入校時因為學生宿舍尚未建成，他在英斂之家中住了好幾個月。在此期間，傅斯年竟然與比他大三十多歲的英斂之成了忘年交。英斂之的兒子英千里在回憶傅斯年時曾經寫道：“住在我家的時候，我同他並不很親密，因為在我一個九歲的頑皮孩子的眼裡，看這位十四歲的傅大哥是個魁偉而莊嚴的‘大人’。他每天下了學除了溫習功課外，就陪著先父談論一些中外時局或經史文章，絕不肯同我這‘小豆子’玩耍或淘氣，所以我對他只有‘敬而畏之’的心理，雖然經過了四十年，我還沒有完全撇掉。”

民國五年（1916年）六月傅斯年的畢業考試成績錄於此：

西洋史93分、經濟85分、心理94分，英文作文94分，論理96分，英文古文98分、法學通論80分，英文文學98分，德文文法讀本97分、文章學99分、地理100分、歷史99分、文字學85分、倫理95分、拉丁文70分、操行100、曠課扣分減3分，總計1482分，總平均92。6分，實得94。6分。

傅斯年進入北大文科就讀是受當時國學大師章太炎的影響，而當時北大文科多為章太炎的門生弟子所把持。傅斯年在同學中出類拔萃，頗得黃侃、陳漢章、劉師培諸師的器重和栽培，他們期望這位學生日後繼承章氏學派的衣缽。周圍的同學對付斯年亦刮目相看，畏而遠之，有的同學竟稱他為“孔子以後的第一人”。據毛子水回憶：“在我看起來，他那時的志願，實在是要通當時所謂‘國學’的全體；惟以語言文字為讀一切書的門徑，所以託身中國文學系。當時北京大學文史科學生讀書的風氣，受章太炎先生學說的影響很大。傅先生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終因資性卓犖，不久就衝出章氏的樊籠；到後來提到章氏，有時不免有輕蔑的語氣。與其說是辜負啟蒙的恩德，毋寧說這是因為對於那種學派用力較深，所以對那種學派的弊病也看得清楚些，遂至憎惡也較深。”

黃侃在北大任教時，慕其名，從其學者甚多，黃門弟子被人稱為“黃門侍郎”。傅斯年在結識胡適之前，曾為“黃門侍郎”中的健將之一。

1919年秋季，山東省教育廳招考本省籍官費留學生，傅斯年以全省第二名的優異成績入選。但為了讓自己的親信能出國留學，當權者以傅是五四運動中的“激烈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