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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監察院決定派員徹底清查黃金風潮釀成的嚴重後果與責任者。傅斯年再次在《觀察》雜誌中發表了《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文中更加詳盡確實地歷數了孔、宋的惡行與各自作惡的不同，並謂孔宋二人雖皆為介公之“老二”，是胯下的“雙扇活寶貝”，然而卻又是對頭。傅斯年說宋子文，“他的作風是極其蠻橫，把天下人分為二類，非奴才即敵人。這還不必多說，問題最重要的，在他的無限制的極狂蠻的支配欲，用他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事將來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傅斯年還說，宋子文著實是一百年不遇的怪物，作為顯赫的宋氏家族的長子，曾在哈佛大學接受了最先進的文化教育，“思想，說話，和寫字時都喜歡用英文而不喜歡用中文”，唯獨對權力和財富的貪婪是中國式的，“在今天宋氏這樣失敗之下，他必須走開，以謝國人。”

在《觀察》發表傅斯年文章的當天，宋子文在巨大輿論壓力下提出辭職，至此，孔祥熙、宋子文兩位皇親國戚均因傅斯年炮轟而倒臺。有人在報刊撰文稱讚傅斯年：“在最近的十年來他內心已焚燒著正義之火，逼他走出學術之宮，要分一部分精神來顧問國事。他的話，是代表千萬人民的隱泣和怒吼！他的話，也寄託著對祖國的復興和再生！”

1945年5月抗戰勝利前夕，蔣夢麟在美國考察教育。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的宋子文想拉蔣夢麟出任行政院秘書長，蔣夢麟在夫人陶曾谷的鼓動下，欣然同意，但沒有辭去北大校長、西南聯大常委一職。在重慶的傅斯年對蔣夢麟出任秘書長一事頗為氣憤，曾勸蔣應辭去北大校長之職。據1945年6月30日傅斯年給鄭天挺的信中寫道：“先與孟鄰（蔣夢麟號孟鄰）先生談，初談大吵大鬧，真可入電影。第二天他來了，說我們用意極善，極可感。請（胡）適之先生擔任（北大校長），在他無問題。孟鄰此一態度，至可佩也……”

7月8日，蔣夢麟給鄭天挺的信中也談及此事，其中道：“弟決去職系採孟真之建議，蓋當時尚未聞有公然之攻擊。孟真來行政院，彼一啟口，弟便怒罵之，彼亦怒目相報。孟真去後，弟便深感其言之忠直。越日趨車還謁，告以其偏見中有真理，真理中有偏見，決採其意見而感謝之。厥後，愈思而愈感其忠誠。”事後，蔣、傅二人友好如初。1945年8月，蔣夢麟正式辭去北京大學校長，同時退出西南聯大。

1948年，國民黨越來越腐敗，傅斯年在公開場合竟大罵國民黨政府已是大糞。

【恩怨】

傅斯年在北大辦《新潮》時，曾得到過魯迅的支援，並有過書信往來。當時傅以北大學生兼《新潮》主編的身份寫信於魯，徵求意見並請其指教。後來，傅斯年與魯迅同在中山大學任教，二人相處甚好。但日後因顧頡剛，二人鬧翻。

傅斯年在中山大學，想聘請好友顧頡剛來中山大學任教。魯迅一聽傅讓顧頡剛來中大，頓時火冒三丈，疾言厲色地道：“鼻（顧頡剛）來，我就走！”傅斯年脾氣也上來了，索性不再理會魯迅，將顧頡剛請到中山大學。魯迅頓覺失了面子，於是立即向校方提出辭職，並移居白雲樓以示要挾。傅斯年也當場向朱家驊提出辭職，顧頡剛也宣佈辭職走人。這令校方左右為難，於是決定讓學生自行選擇。想不到學生們開會後認為三人一個都不能少。主持校務的朱家驊只好硬著頭皮出面調停並表示“挽留”，同時想出調和的辦法，委派顧頡剛到江浙一帶為學校圖書館購置圖書以示讓步。魯迅聲言魯、顧決不兩立，無半點調和的餘地。在寫給友人的信中，魯迅憤憤地道：“我到此只三月，竟做了一個大傀儡……傅斯年我初見，先前竟想不到是這樣的人，當紅鼻到此時，我便走了；而傅大寫其信給我，說他已有補救法，即使鼻赴京買書，不在校……現在他們還在挽留我，當然無效，我是不走回頭路的。”最後，魯迅辭職離校，回到上海。

傅斯年後來也與好友顧頡剛反目，籌辦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時，二人各執己見。據顧頡剛女兒顧潮說：“傅斯年與父親兩人各有一番設想：傅氏在歐洲7年，甚欲步法國漢學之後塵，且與之爭勝，故其旨在提高。父親以為欲與人爭勝，非一二人獨特之鑽研可成，必先培育一批人，積疊無數材料加以整理，然後此一二人者方有所憑藉。兩人意見不同，而傅氏脾氣暴躁，不免有家長作風，父親亦生性倔犟，不能受其壓服，於是兩人始破口相罵，幸賴楊振聲等人勸解而止”。顧頡剛在給胡適的信中抱怨道：“孟真對於我的裂痕已無法彌縫，差不多看我似叛黨似的。”胡適曾為二人調停，但未奏效。顧頡剛在給胡適的信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