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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後，才曉得是孟真暗地裡做了我的保護人。”

傅斯年是北大教授黃侃的得意門生。其時，黃侃等幾位國學大師都賞識傅斯年，想讓他繼承衣缽。可是傅斯年自從結識胡適後，被“新文化陣營”吸引，不時趨訪胡適。心直口快的陳獨秀表示懷疑，在《新青年》編輯部對胡適和其他同仁說：“這‘黃門侍郎’傅斯年，可不是細作麼？我們不能接納他，不能理他！”胡適反對：“凡用人，即使有疑，也不用懷疑，何況孟真這種人！”

“五四”以後，不懷好意的人在社會上散佈“‘新潮社’社員傅斯年、羅家倫被‘安福俱樂部’收買”的傳聞，還說每月領取多少薪金。這“安福俱樂部”是皖系軍閥爭權奪利的一個派別集團。謠言傳出後，對傅斯年十分不利，傅斯年、羅家倫也因此沮喪。胡適見此，寫了《他也配》的文章發表。他用一生中罕見的語言闢謠：“‘安福部’是個什麼東西？他也配收買得動這兩個高潔的青年！”胡適還撰文提高傅斯年在知識界的影響，說“他（傅斯年）的學業根基比我深，讀的中國古書比我多的多。”

胡適、傅斯年和葉公超三人關係密切，同為中國近代史的風雲人物。在北大時，曾被稱為“三駕馬車”。有人打比方說，凡事以胡為領袖，傅、葉則是哼哈二將。

作為學生和朋友，傅斯年對胡適這樣忠告：“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

胡適面臨國府委員兼考試院長的要職猶豫不決，傅斯年寫信給胡適說：“借重先生，全為大糞上插一朵花。”勸胡一定不要動搖。於是胡適打定主意，拒官不做。

抗戰勝利，北平光復，大家推選傅斯年作北大校長，傅先生堅決不幹，說北大校長只有胡適才能幹。不過他堅決要求作一段代理校長。傅斯年做代理校長，只為了做一件事。抗戰期間北大有很多教授留在淪陷區，頗有些人加入了日軍開辦的“偽北大”。傅斯年知道胡適這個人性格溫和，恐怕不能下決心懲戒他們。於是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長，把這些人全部開除，無論多大的名氣，多高的學問一律不客氣，鐵面無私。1947年1月7日傅斯年致夫人俞大綵信中雲：“北京大學可以說兩頭著火，昆明情形已如上述，究竟如何自聯大脫離，大費事，正想中。而北平方面，又弄得很糟，大批偽教職員進來。這是暑假後北大開辦的大障礙，但我決心掃蕩之，決不為北大留此劣跡。實在說這樣局面之下，胡先生辦遠不如我，我在這幾月給他打平天下，他好辦下去。”

【大炮】

傅斯年人稱“傅大炮”，一生直言不諱，炮轟要人。

傅斯年的老友程滄波說：忽一日，傅論及當時國民政府五院院長。論孫科，說：“猶吾君之子也。”論於佑老，乃是“老黨人且是讀書人”。論戴季陶，說：“阿彌陀佛。”論到孔祥熙，高聲作義憤狀：“他憑哪一點？”

1932年6月19日，傅斯年在《獨立評論》上發表著名的《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傅斯年在文中指出，中國已面臨有史以來最大的危機，社會與文化已步趨總崩潰，因為總失業的緣故，國民皆成了叫花子，各路軍閥手下的官兵幾乎全部由叫花子組成，可謂要多少有多少，軍閥自然成了叫花子的頭目，故南北政府被一群流氓苦力與叫花子所平分。“照這樣形勢，雖有一個最好的政府，中國未必不亡；若根本沒有了政府，必成亡種之亡。”因而，傅斯年呼籲“一切不顧亡種滅國的人，幸勿此時興風作浪，這不是可以苟且為之的”。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傅斯年得知後極為震怒，高呼“國家元首豈容為賊所扣乎”？於是極力主張南京國民黨高層立即出動大軍討伐張、楊，同時連續在《中央日報》發表《論張賊叛變》等言辭激烈的檄文予以聲討。傅斯年言稱張學良的老子就是鬍子出身，“張賊天生的是一個犯上作亂的土匪種”。蔣介石“在此時中國是無可比擬的重要，他的安危關係中國國運比任何事都切緊”。再次疾呼儘速派中央軍西進，對西安呈扇形包圍，只要將西安圍住，“張賊學良”除投奔共產黨，將是死路一條。針對有人認為出兵西進，會激怒張學良並危及蔣介石的安全，傅斯年堅稱愈是大軍壓境，張學良愈不敢加害蔣，並預言性地指出，待中央軍包圍西安，張只有束手就範，屈膝投降，而張投降後，“只有蔣能救他一條性命”。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時，重慶國府於12月18日派出的最後一架飛機抵達香港機場，搶救困於香港的政府大員和學界名流。然而孔祥熙的夫人宋靄齡、二小姐孔令俊率領幾十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