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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蘊積和激出了許多問題。最近四五個月中，胸中的問題更大大加多，同時以前的一切囫圇吞棗答案一齊推翻。所以使得我求學的飢，飢得要死，恨不得在這一秒鐘內，飛出中國去。”

一同赴英的俞平伯回國後，傅斯年下決心好好學習，他致力於研究實驗心理學，同時選修化學、物理學、數學、醫學等自然科學課程，不求速效，急名利。但傅斯年心中仍有憂慮，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如此迂遠，成功上實在講不定。但我寧可弄成一個大沒結果，也不苟且就於一個假結果。”

1928年傅斯年在給胡適信中報告史語所業已籌備時所說，為了“實現理想之奮鬥，為中國而豪外國，必黽勉匍匐以赴之”。

傅斯年辦史語所奉行“找新才”的原則，捨棄“浮華得名之士”。他堅信，天下之大，總會有讀書種子，即使是戰亂時期。許多青年學子就衝著傅斯年的激賞，跟著他流落荒野，在所不辭。江津學生王利器四川大學中文系畢業後，恰逢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在重慶招生，王利器接到考試通知時已誤了考期。他奔赴重慶找到傅斯年。傅斯年對他進行了單獨考試。當時敵機經常轟炸重慶，王利器第一場英語考試還沒完，就躲避敵機轟炸七次。中午，傅斯年招待王利器吃飯時告訴他：“你明天回江津去吧。敵機濫炸重慶，很危險，不要考了，我告訴你，你旱就取了。還準備給你中英庚款獎學金。你去昆明，還是去李莊？隨你選擇。昆明有教師；李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那裡，有書。”王利器選擇去李莊，成了傅斯年的研究生。

【革新】

胡適到北大後，傅斯年日漸敬服胡適，經常去聽他的課，甚至邀集一些同學去胡適家中“客客氣氣的請教受益”。在胡適的影響下，傅斯年對西方著作的閱讀興趣也益發濃厚。“當時在北京大學師生中，文言文寫得不通或不好而贊成新文學的很多，文言文寫得很通很好而贊成新文學的很少。傅先生便是後一類中的一個。”傅斯年住在校內西齋四號，同室者有精心鑽研哲學和古史的顧頡剛，有專心研究詞章的狄君武，有迷戀佛經的周烈亞，而傅斯年則“和他的一班不速之客的朋友羅志希等，在高談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以後文學革命的旗幟，“因得孟真而大張”。

顧頡剛說：“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進了胡適的路子上去，後來竟辦起《新潮》來，成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1918年10月8日，《北京大學日刊》刊登了傅斯年給校長的投書——《論哲學門隸屬文科之流弊》。文中認為，哲學研究的材料來源於自然科學，“凡自然科學作一大進步，即哲學發一異彩之日”，主張哲學應入理科。此文引起蔡元培的注意。他對這位高才生寄予厚望，題詞贈曰：“山平水遠蒼茫外，地闢天開指顧中。”

1918年，傅斯年與毛子水、羅家倫、顧頡剛、康白情、俞平伯等20人成立了北大學生中第一個傾向於新文化的團體——新潮社，並開始籌辦《新潮》雜誌。蔡元培、陳獨秀從北大每年4萬元的經費中撥款給傅斯年辦（新潮），胡適則擔任他們的學術顧問。1919年元旦，由傅斯年主編的《新潮》創刊號問世。在《新潮》發刊旨趣書中，傅斯年強調該刊是為了幫助同學們“去遺傳的科舉思想，進於現世的科學思想；去主觀的武斷思想，進於客觀的懷疑思想；為未來社會之人，不為現實社會之人；造成戰勝社會之人格，不為社會戰勝之人格”。傅斯年還豪邁地宣告：“期之以十年，則今日之大學固來日中國一切新學術之策源地。”

【情誼】

胡適是傅斯年的老師，但二人卻一直保持亦師亦友的關係，胡適推崇並敬佩自己的這位學生，在評價傅斯年時，胡適在短短200多字的評論中用了14個最，可見對這位學生的愛護和肯定。

1917年，胡適受蔡元培先生邀請到北大任教，在哲學系開設中國哲學史課程。原來擔任此課的是陳漢章老先生，他講了半年才講到周公，而胡適徑直從周宣王講起，這種處理中國哲學史的做法，頗使學生們震動，“駭得一堂中舌橋而不能下”。一些學生認為這是思想造反，不配登堂講授。傅斯年在學生中有一定威信，他曾率學生將一不學無術的教師趕下講臺。此次同學們又請他來聽課，聽了幾次課以後，他告訴同學們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這樣才平息了一場風波。傅斯年去世後，胡適在文章中寫道：“（當年）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面對著一班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