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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部就召開會議,公推馮友蘭致信蔣介石,要求國民政府為收拾人心而事實立憲。信中寫道:睹一葉之飄零,知深秋之將之。昔清室遲遲不肯實行憲政,以致失去人心,是本黨得以成功。前事不遠,可為殷鑑。據說,蔣介石看罷“為之動容,為之淚下”,不久,覆信西南聯大,表示同意信中要求,實行立憲。
給蔣介石的陳情書寫完後,教授們頗為讚賞,雷海宗對馮友蘭說:“即使你寫的書都失傳了,這一篇文章也可以使你不朽。”
馮友蘭執筆寫就西南聯大校歌:
〖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
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
絕檄移栽楨幹質,九州遍灑黎元血。
盡笳吹,弦誦在山城,情彌切。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需人傑。
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
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
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
1939年秋至1940年春夏之交,陳立夫以教育部部長的身份曾三度訓令聯大務須遵守教育部核定應設的課程,統一全國院校教材,舉行統一考試等新規定。此項訓令的目的當然是加強蔣政權對高等教育及高知的思想統治。聯大教務會議以致函聯大常委會的方式,抵抗駁斥陳立夫的三度訓令。這封措辭說理俱臻至妙的公“函”的執筆者舍馮友蘭莫屬。
1946年4月,抗日戰爭勝利後,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準備北上覆員,並決定在原址留碑紀念。五月四日,西南聯大師生在圖書館舉行結業典禮後,到校園後山舉行“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揭幕式。碑文由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教授撰文、中國文學系聞一多教授篆刻、中國文學系主任羅庸教授書丹,被稱之為“三絕碑”。馮友蘭寫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文》被公認為可與陳寅恪紀念王國維的雄文比肩的文章,被史學家何炳棣成為融古爍今的“至文”、“不朽文章。”
馮友蘭對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他在聯大碑文裡寫中國“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
【沉痛】
據馮友蘭回憶,自北平淪陷之後,一直到清華師生南遷,這段時間清華園完全成了一片真空。馮說:“我們參加校務會議的這幾個人,還住在清華,說的是要保護學校。我在圖書館內對圖書館的工作人員說,中國一定會回來,要是等中國回來,這些書都散失了,那就不好,只要我人在清華一天,我們就要保護一天。……後來日本軍隊正式進入北京,日本人到處接管,我們就覺得,在政權已經失了以後,保管是沒有意義的,事實上是替日本保管,等它來接收。這就決定南遷。”“決定以後,南遷的人和留守的人,都痛哭而別。”
“七七事變”之後,馮友蘭、吳有訓南下逃難,在河南鄭州,馮邀吳去吃黃河鯉魚,碰見了熊佛西,三人邊吃邊聊,幾乎所有話題都扯到了國恥。熊喜歡養狗,說起了許多狗故事。北京有許多人逃難,狗沒法帶,只好拋棄。那些狗,雖然被拋棄了,可是仍守在門口,不肯他去。馮友蘭說,這就是所謂喪家之狗,我們都是。
馮友蘭晚年口授《中國哲學史新編》,當寫到“中國近代美學:奠基人–王國維”(第六冊,全書第六十九章)時,涉及“意境”問題,聯想到“七七”事變前後自己的真心實感,特意寫下一個附記說:日軍進北京城後,他和留守的清華校務會議的人覺得清華完全不同了。有一晚,吳有訓和他一起巡察清華園,皓月當空,十分寂靜,吳說:“靜得怕人,我們在這裡守著沒有意義了。”馮頓然覺出幻滅之感,以為他們守清華為的是替中國守一個學術上教育上完整的園地,北京已淪陷,他們還在守著,豈不是為日本服務?過了幾天,他就和吳有訓同往長沙去找清華。他讀清人黃仲則詩:“如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以為所寫正是一種幻滅感,反覆吟詠,倍覺沉痛。到長沙後,馮住朋友家中一小樓上,經常憑欄遠眺,見欄下一臘梅花,頓覺李後主“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之亡國痛油然而生,深刻極了,沉痛極了。
1946年,西南聯大因抗戰勝利而解散,清華大學亦遷回北京。同年,馮友蘭應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邀請,赴美作為期一年的講學,講授中國哲學史,並將講稿整理成《中國哲學簡史》一書由紐約麥克米倫公司出版。在美講學期間,馮友蘭深深感到:“我在國外講些中國的舊東西,自己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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