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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葬禮的孫輩，除了孫女婉約外，都沒有見過祖父（外祖父）。胡美琦特意安排辛意雲給錢氏子孫講述錢穆的為人與學術。

至此，錢穆先生歸葬於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

錢穆去世後，錢夫人及二三門人蒐集、整理的一千七百萬言之《錢賓四先生全集》三編（甲編：思想學術，乙編：文史學術，丙編：文化論述）五十四巨冊，1994年～1997年由臺北聯經出版公司出版。

【評說】

中國學術界尊錢先生為“一代儒宗”。更有學者謂其為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國學宗師。

余英時說：“錢先生自《國史大綱》起才公開討論中西文化問題。他以鮮明的民族文化的立場表明了他在學問上的‘宗主’”

蒙文通評價錢穆：君書體大思精，惟當於三百年前顧亭林諸老輩中求其倫比。乾嘉以來，少其匹矣。

後人品評錢穆，見仁見智，或貶其“迂腐得自成一家”，或贊其“真有一分為往聖繼絕學的氣魄”。

劉夢溪在一篇介紹中國現代史學家的文章裡說，錢穆先生是“文化史學集大成者”，並且“國學大師之名，章太炎之後，惟錢穆當之無愧”。

晚年，錢穆與林語堂比鄰而居，英文造詣深厚的林語堂說，看過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讓他決定從此改用中文著作。

楊聯升對錢穆極為推重，他說：“錢先生的中國學術思想史博大精深，並世無人能出其右，”認為錢之《朱子新學案》提綱，“胡適之恐怕是寫不出來的。”

徐復觀批判錢穆的歷史觀，是“良知的迷惘”。

錢穆去世時，錢偉長輓聯雲：“生我者父母，幼我者賢叔，舊事數從頭，感念深恩寧有盡；從公為老師，在家為尊長，今朝俱往矣，緬懷遺範不勝悲。”

耶魯大學授予錢穆名譽博士學位時的頌詞：你是一個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監護人，你把東方的智慧帶出了樊籠，來充實自由世界。

殷海光評價錢穆：“……他們全然是一群在朦朧的斜陽古道上漫步的人。他們的結論是輕而易舉的從廟堂裡或名人言論裡搬出來的，他們的古典是不敢（也從未曾）和弗洛伊德、達爾文碰頭的。……他們基本的心態上是退縮的，鎖閉的，僵固的，排他的。我和他們是……判然有別的。”

余英時挽老師錢穆曰：“一生為故國招魂，當時搗麝成塵，未學齋中香不散。萬里曾家山入夢，此日騎鯨渡海，素書樓外月初寒。”

七、王國維

〔王國維（1877～1927年），字伯隅、靜安，號觀堂、永觀，漢族，浙江海寧鹽官鎮人。清末秀才。我國近現代在文學、美學、史學、哲學、古文字、考古學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學術鉅子，國學大師。〕

【獨立】

王國維執著於理想，嚮往一種無功利、純粹的學問。

王國維畢生篤志於追求學術獨立。1905年左右的王國維就曾敏銳地覺察到，自嚴復的《天演論》出，西洋學術逐漸進入中國，但是康、譚等人並未從形而上的層面上真正理解西方學術的價值，而只是將學術作為政治的一種手段。對此，王國維提出，“故欲學術之發達，必視學術為目的，而不視為手段而後可。”至於“個人的學術獨立”，王國維更是力行不輟。辛亥革命後，王國維絕大部分時間和精力仍是用在學術研究上。

從1917年起的六年中，他四卻馬衡、一卻張嘉甫，終於答應成為北京大學的通訊導師，卻又於兩年後的1924年掛冠而去。箇中原因，在給好友蔣汝藻的信中表露無遺：“弟以絕無黨派之人，與此事則可不願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諸不問……觀北大與研究系均有包攬之意，亦互相惡，弟不欲與任何方面有所接近。”顯然，王國維是徜徉於學術獨立而有意識地疏遠政治。

王國維在1925年應清華之聘出任國學研究院導師時曾給好友蔣孟蘋寫通道：“數月以來，憂惶忙迫。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現主人（指溥儀）在津，進退綽綽，所不足者錢耳。然窮困至此，而中間派別意見排擠傾軋，乃與承平時無異。故弟於上月中已決就清華學校之聘，全家亦擬遷往清華園。離此人海，計亦良得。數月不親書卷，直覺心思散漫，會須受召魂魄，重理舊業耳。”

【守缺】

雖然身處在一個變革的時代，但傳統的君臣綱紀思想一直左右著王國維的一生。據蔣息岑先生回憶，1904年左右在蘇州江蘇師範學堂任教的王國維，講授修身、倫理，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