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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我們便問其來歷，他於是把葡萄原產何處，原名什麼，最早出現何處，何時又傳到何處，一變成為何名，如此這般，從各國文字演變之跡，看它傳播之路徑。這些話我們都記在小冊子裡。”

週一良先生在回憶文章中即談到，30年代就讀燕京研究院時，聽同學盛讚陳寅恪先生魏晉隋唐史學方面的造詣，遂旁聽陳先生課而感受深刻：“……陳先生講課之所以使我們這些外校的學生特別傾服，應有其原因……陳先生談問題總講出個道理來，亦即不僅細緻周密的考證出某事之‘然’，而且常常講出其‘所以然’，聽起來就有深度，說服力更強。”“陳先生善於因小見大，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方面雖沒有寫出像《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那樣綜觀全域性、建立框架的論著，但除經濟方面而外許多重要方面的大問題都接觸到了”。

姜亮夫在清華時曾寫了一篇批評容庚的文章，發表在《燕京學報》上，容庚把這篇文章送給陳寅恪看。陳寅恪對姜亮夫說：“你花這麼大的精力批評別人，為什麼不把精力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研究工作上。”姜亮夫聽了，大受震動，從此不太願意寫批評文章了。

1939年春，英國牛津大學敦聘陳寅恪為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陳寅恪因不習慣昆明高原氣候，時常生病，又心思與旅居香港的家人團聚，決定於夏天離開聯大赴英國講學。吳宓特意在昆明市的海棠春餞別，時值端陽，吳宓贈詩曰：國殤哀郢已千年，內美修能等棄捐。澤畔行吟猶楚地，雲中飛禍盡胡天。朱顏明燭依依淚，亂世衰身渺渺緣。遼海傳經非左計，蟄居愁與俗周旋。

在西南聯大時，陳寅恪住在靛花巷青園學舍。每到上課，陳寅恪步行一里多路到學校。陳寅恪仍像在清華園一樣，每次上課都是用一塊花布或黑布，包著一大包書向教室匆匆走來，至時滿頭是汗，但從不遲到。有同學不忍見一隻眼睛已盲的老師如此辛苦勞累，主動提議前去迎接，並幫助拿書，陳寅恪不允。一位學生回憶說：“陳先生上課一絲不苟，多數時候先抄了滿滿兩黑板資料，然後再閉上眼睛講。他講課總是進入自我營造的學術語境或歷史語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乾二淨。某日，第一隻腳甫踏入門，距離黑板尚遠，陳師即開始講述，謂上次講的……隨即走近桌旁，放置包書之包袱，就座於面對黑板、背朝學生之扶手椅上。講述久之，似發覺座位方向不對，始站起身搬轉坐椅，而做微笑狀。有時瞑目閉眼而談，滔滔不絕。”

抗戰勝利後，陳寅恪再次應聘去牛津大學任教，並順便到倫敦治療眼睛，經英醫診治開刀，不僅無效，目疾反而加劇，最後下了雙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診斷書。寅恪懷著失望的心情，辭去聘約，於是1949年返回祖國，任教於清華園，繼續從事學術研究。

陳寅恪講課時總是端坐而講，所論者皆關宏旨，絕無遊詞；態度嚴肅，從不譁眾取寵；認真負責，極少曠課，有人聽他講課四年，從未見過他請過假。講課雖多平鋪直敘，但聽課者並不感到枯燥。

陳寅恪講學還注意自然啟發，著重新的發現。對學生只指導研究，從不點名，從無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學校的規章舉行，沒有不及格的。他常說：問答式的筆試，不是觀察學生學問的最好辦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學生寫短篇論文代替大考。但陳寅恪又強調：做論文要有新的資料或者新的見解，如果資料和見解都沒有什麼可取，則做論文也沒有什麼益處。

季羨林寫《回憶陳寅恪先生》寫道：我旁聽了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參考書用的是《六祖壇經》，我曾到城裡一個大廟裡去買過此書。寅恪師講課，同他寫文章一樣，先把必要的材料寫在黑板上，然後再根據材料進行解釋、考證、分析、綜合，對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別注意。他的分析細入毫髮，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然而一本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斷，不誇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他彷彿引導我們走在山陰道上，盤旋曲折，山重水複，柳暗花明，最終豁然開朗，把我們引上陽關大道。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無法比擬的享受。……寅恪師這種學風，影響了我的一生。

陳寅恪在清華授課時，不但清華的教授如朱自清、吳宓、劉文典與各系學生經常前來聽課，遠在城內的北大學生和年輕教員，也成群結隊，走出古城，穿越西直門，跑到離城幾十裡的西北郊外清華園“偷聽”陳寅恪講課。據聽過陳氏課的學生回憶，若從北平城內到清華園，宛如一次短途旅行，頗費一番周折。沿途幾十裡全是一片接一片的農田，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