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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贈給西南聯大教授吳宓品評，吳宓收入《吳宓詩集續集》稿中，詩後寫有附註：“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會議，寓俞大維妹丈宅。已而蔣公宴請中央研究院到會諸先生。寅恪於座中初次見蔣公，深覺其人不足有為，有負厥職。故有此詩第六句”。

據金嶽霖晚年回憶：“寅恪先生不只是學問淵博而已，而且也是堅持正義勇於鬥爭的人。清華那時有一個研究院，研究中國古史。院裡主要人有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也有一位年青人，李濟之。前些時他還在臺灣，現在是否也已作古，我不知道。看來當時校長曹雲祥對梁啟超有不正確的看法或想法，或不久要執行的辦法。陳寅恪知道了。在一次教授會上，陳先生表示了他站在梁啟超一邊，反對曹雲祥。他當面要求曹雲祥辭職。曹不久也辭職了。好像外交部派校長的辦法不久也改了。”

解放前，朱家驊派人將陳寅恪一家從香港接到廣東，轉至重慶，住在妹丈俞大維家。新中國成立前夕，國內物價瘋漲，陳寅恪家窮得買煤取暖的錢也沒有。季羨林知道後，將此事告訴胡適。胡適馬上決定擬贈一筆數目可觀的美金。陳寅恪不願無功受祿，又迫於燃“煤”之急，決定以自己的藏書來“易”取。胡適責成季羨林承辦，季羨林用胡適的小汽車從陳寅恪家拖走一車藏書，多為西文、佛教、中亞古代語言珍藏版書。陳寅恪當時只收了兩千美元。而據市價，他的一部《聖彼得堡梵德大辭典》書值就超過此數。

此事蔣天樞在《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中也有記載：“先生生活窘苦，不能生爐火。斥去所藏巴利文藏經及東方語文各書，如蒙古文蒙古圖志、突厥文字典等等，賣與北京大學東方語文系，（此師昔年所告）用以購煤。聞僅一室裝火爐而已。”

1953年，陳寅恪的學生汪籛，懷揣著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和副院長李四光的親筆信函來到廣州，勸說陳寅恪“北上”出任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一職。汪籛師從陳寅恪研究隋唐史，有兩年多時間與陳寅恪朝夕相處，吃住都在陳家。陳寅恪的學問、人品對汪影響尤深。但汪一頭住進老師家中。汪本想敘師生之誼，再談“正事”。不料，一開始兩人就談“崩”了，汪負氣住到了招待所。據傳汪是用了“黨員的口吻”、“教育開導的口吻”與老師談話，這才引起了陳寅恪的反感。次日，陳寅恪寫了《對科學院的答覆》（由唐篔執筆），信中說：“我絕不反對現在政權，我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他提出兩個條件：一、允許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特別強調“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二、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做擋箭牌。據傳，當時冼玉清、黃萱在場，都勸陳寅恪不要這樣提，陳卻堅持說：“我對共產黨不必說假話。”

1955年，廣東文化廳廳長杜國庠向陳寅恪先生表達了全國政協擬請陳先生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的意願。陳先生說：“我眼睛看不見，耳朵還是能聽得清的，那些個政協委員說的東西，盡是歌功頌德，不講真話，沒有什麼意思，我聽著聽著都氣得把收音機關掉！另外，我自己身體不好，患高血壓，怕冷，不適應北京的寒冷。請你轉告周先生，我還是不擔任政協委員。”於是杜只好搬出周恩來來說服陳先生。陳先生為其父陳三立在杭州西湖邊的墓因擴路而要被迫搬遷，曾去函周總理，希望得到幫助。周總理理解老一輩的道德準則，設身處地為陳先生考慮，讓辦公室通知杭州方面，不要移動陳三立的墓。後來杭州將路線作了少許改動，使陳先生的要求得到滿足。於是杜國庠就懇切地向陳先生說：“邀請陳先生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的正是周恩來先生。”並且說：“只要先生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凡是在冬春寒冷季節開的會，陳先生可以不去開會。當然，願意去開，也一定會照顧好陳先生的。”話說到這兒，陳先生也就表示同意了。

1956年，陳毅由廣東省省長陶鑄陪同到陳宅探訪並談文論道。陳毅走後陳寅恪十分感慨：“沒有想到共產黨裡有這樣懂學問的人。”並找陳毅的詩作來讀。

1958年，陳寅恪被推上政治前沿。陳伯達的《厚今薄古，邊幹邊學》報告一發表，中山大學大字報直衝陳寅恪等歷史系知名教授，稱其學術為“偽科學”，要“拳打老頑固，腳踢假權威”。陳因病不出席批判會，唐篔抄錄大字報要點，哭訴不忍卒睹的批判場面。陳寅恪為表達他的“生命憤怒”，疾呼“辱不能忍”！遂上書中山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