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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識與史德統一的典範。他嚴謹處理“讚美”與“求真”的關係，實事求是地評價歷史，至今仍然具有深遠的教育意義。

陳寅恪雙目失明之後，仍能鍥而不捨，窮十年歲月，寫出《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這樣的鉅著。其毅力與精神，極富傳奇色彩。而《別傳》的寫作緣起，又起因於抗戰時在昆明得常熟白茆錢宅紅豆一粒，晚年重萌相思，又極富浪漫色彩。

陳寅恪的助手黃萱曾感慨地說：“寅師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經之營之，鈞稽沉隱，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別傳》）。其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

晚年的陳寅恪“體弱、多病、目盲、臏足”的，隨著政治高壓的加強，發表、出版自由都喪失了，還有時時刻刻紅衛兵的迫害。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難以想象，他把《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以外的舊文，編為《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並寫有85萬字鉅著《柳如是別傳》，最後撰《寒柳堂記夢》。

【純儒】

中國近現代文壇，能當“純儒”兩字的只有陳寅恪。陳先生一生只知治學，不願為官，不關心政治，不參與黨派之爭；陳先生提攜後進，但結黨而不營私，從不搞門第之爭；陳先生學貫中西，但始終以國學為自己的研究重心，他學西學只為更好地研究國學；陳先生一生以傳道授業為已任，眼盲、臏足，仍堅持上課，進行研究。

陳寅恪夫人唐篔，是大清最後一任臺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清廷割讓臺灣給日本，臺灣人悲憤之下，籌劃成立臺灣共和國，擬奉唐景崧為總統，參與此事的人中也有陳寅恪的族人。此事卒未成功。

在清華國學研究院中，與陳寅恪最能談得來且引為知己者首推王國維，與陳寅恪七載同學的俞大維在晚年回憶時曾這樣說過：“到了中、晚年，對他（陳寅恪）早年的觀念稍有修正。主要原因，是受了兩位大學者的影響。一是瑞典漢學大家高本漢先生。高氏對古文入聲字的說法與假借字的用法，給他極大的影響。二是海寧王國維先生。王氏對寅恪先生的影響，是相得益彰的。對於殷墟文字，他受王氏的影響；對梵文及西域文字，則王氏也受他的影響。當時王國維居住在清華西院，陳寅恪經常到王氏住處論古話舊，說到傷心動情處相對而泣，幾不能語。當王國維自沉後，陳氏的輓詩‘回思寒夜話明昌，相對南冠泣數行’，即指此段情誼。王國維遺體入殮之時，清華師生去給王遺體三鞠躬以敬禮。陳寅恪與眾不同，他身著袍子馬褂，跪在地下磕頭，並三叩頭。”

當王國維紀念碑在清華園落成後，陳寅恪再以悲天憫人的大情懷、大心願，以明晰的哲理與深邃的思想，為其書寫了光照千秋、永垂不朽的碑文：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陳寅恪恪守孔孟之道，他在國學院時，其學生到上海陳家去謁見其父散原先生，散原老人與一幫學生談話，均坐，獨陳寅恪站在一旁，並堅持到談話完畢。

季羨林回憶：有時候，在校內林蔭道上，在熙往攘來的學生人流中，有時會見到陳師去上課，身著長袍，樸素無華，肘下夾著一個布包，裡面裝滿了講課時用的書籍和資料。不認識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廠某一個書店的到清華來送書的老闆，絕不會知道，他就是名揚海內外的大學者。他同當時清華留洋歸來的大多數西裝革履、發光鑑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這一方面，他也給我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印象，令我受益無窮。

陳寅恪留學十六載，依舊鄉音未改，裝扮如故，與大多數歸國留學生如羅家倫等輩一派西裝革履大相徑庭。陳寅恪夏秋總是一身長衫布履，冬春則棉袍加馬褂。數九寒冬，就在脖間纏一條五尺圍巾，頭戴厚絨帽，褲腳扎一根布帶，僅從外觀上很難令人想到此人乃學貫中西的大師。

石泉的《甲午戰爭前後的中國政局》，是在導師陳寅恪的指導下開題的，這是陳寅恪唯一一次指導學生作中國近代史學位論文，在很多細節上對石泉有發矇解惑之力。但陳同時對石泉說：“我可以指導你，其實我對晚清歷史還是熟悉的，不過我不能做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