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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和方法，其總結的理論問題又具有相當普遍的意義，這就使它在當時新舊兩代讀者中產生了重大反響，在中國近代文學批評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王國維沉湖後，梁啟超說“此公治學方法，極新極密，今年僅五十一歲，若再延十年，為中國學界發明，當不可限量”。

陳寅恪評價：“先生（王國維）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魯迅說：“要談國學，他（王國維）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

陳寅恪挽王國維：“十七年家國久魂銷，猶餘剩水殘山，留於累臣共一死。五千年牙籤新手觸，待檢玄文奇字，謬承遺命倍傷神。”

張慧劍說：“中國有三大天才皆死於水，此三人者，各可代表一千年之中國文藝史——第一千年為屈原，第二千年為李白，第三千年為王國維。”

【附：子女浮沉】

王國維幾個子女中，最聰明、最用功、最調皮的是二子王仲聞。高中時，王仲聞進了上海的教會學校格致中學。每年聖誕學校放假慶祝，王仲聞和幾個要好同學則要求孔子生日也放假慶祝，學校不予理睬。孔子生日這天，王仲聞和兩位同學就沒去上課，第二天學校張貼布告，把三人開除了。王國維沒辦法，只好讓他去考郵局，尋個鐵飯碗。王仲聞和王國維一樣沒上過大學，全靠自學成才。他在基層郵局工作出色，很快被調入郵政總局。他靠聽廣播，學會了俄語，竟能看原版書。

1949年底，王仲聞調入郵電部任秘書處副處長。1950年初將王國維的遺稿、遺物捐贈給了北京圖書館，其中不少文物已成“鎮館之寶”。鑑於王仲聞以前參加過一個郵檢部門的培訓班，屬中統管轄，1951年審幹時被定為“特嫌”，遂調往地安門賣郵票。於是他把業餘時間全部投入做學問，很快在詞學研究、考據方面小有名氣。和唐圭璋、夏承燾、王利器等名家切磋書信不斷；出版了《人間詞話校釋》、《南唐二主詞校訂》；《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專欄幾乎期期都有他的小文章。

1957年，鑑於王仲聞在詞學考據方面的成就，南京師範學院欲調他去教書，可北京郵局不放。王仲聞就此打成右派，並開除公職。家屬也因此受到株連，當時還在部隊裡的二子王慶同被劃為右派，被下到廣西林場改造；還在上大學的王慶山也成了右派，後被流放到新疆農場。

後來王仲聞在愛才若渴的國務院古籍小組組長齊燕銘推薦下，得到中華書局總編輯金燦然的支援，悄悄來到了書局文學組，當一名沒有名分的“臨時工”。在中華版文學類圖書中，不少帙部和難度很大的書都經過王仲聞的加工。至於《詩人玉屑》、《渚山堂詞話·詞品》、《蕙風詞話·人間詞話》、《唐五代詞新編》等更由他直接校勘整理。他的《李清照集校注》被學界譽為“古籍整理典範”。遺憾的是王仲聞的多數校注著作都沒有得到署名或署了其他名，如王學初、王幼安、王全等，以至於王仲聞的名字幾乎被世人忘卻。

王仲聞在中華書局最有成就的作品是編輯修訂唐圭璋先生的《全宋詞》。他編輯態度極為認真，幾乎踏破了北京圖書館的門檻。他傾其四年的全部心力，使原書增加約三分之一新內容。但在當時，一個臨時工又有“特務”嫌疑的人，哪能在書上署名。學者陳鴻祥告訴王仲聞的兒子王慶山說，當年唐圭璋先生親口對他講，王仲聞學問深厚，《全宋詞》沒有他的署名，他深深不安。所以文革後唐圭璋無論如何也要為他加上大名。後來再版時有了“唐圭璋編，王仲聞參訂”的署名，並在後記中記下了他的勞績。這成為中華書局史上由作者請求編輯連署名字的佳話。

八、陳寅恪

〔陳寅恪（1890～1969），江西義寧（今修水縣）人，1890年7月3日生於湖南長沙，1969年10月7日卒於廣州，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

【博學】

20世紀20年代陳寅恪在清華大學國學院指導研究生，並在北京大學兼課，同時對佛教典籍和邊疆史進行研究、著述。在清華大學開設滿蒙語文和歷史、佛教研究等課程。他講課時、或引用多種語言，佐任歷史；或引詩舉史，從《連宮洞》到《琵琶行》、《長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