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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陳寅恪身邊工作了十四年。因愛人工作調動，黃萱一度欲辭職。陳寅恪說：“你的工作幹得不錯，你去了，我要再找一個適當的助教也不容易，那我就不能再工作了。”黃萱被感動了，就又留了下來。直至1966年被迫離開。

陳寅恪以身後著作相托的學生蔣天樞，到廣州看望老師時，每天與老師晤談，筆錄。有一天，蔣天樞去，陳寅恪忘記讓坐，蔣氏就一直站在一旁說話，不敢坐，而陳寅恪目盲，竟不知。

解放後不久，周恩來總理專門派人看望他，轉達黨和國家對他的關懷。他的腿跌傷以後，周總理曾親自過問醫院的治療方案。陶鑄一直給他大陸知識分子難以奢望的待遇。陶鑄任中南局書記期間，對陳寅恪的治學和工作極為關心。“因他目盲腿殘”，特專派三名護士照顧他的生活。由於陳寅恪殘存的視力只能微弱地辨別白色，故在他院子裡特意修一條白色甬道，使這位老人在工餘散步時不致跌倒。陳轉任中大教授後，他的工資待遇在中大以及全國的教授之中都是最高的。陳毅，周揚，胡喬木等對他都十分尊重，到廣州時都專門前去拜訪，並同他探討文史學術問題！

陳寅恪當過學部委員。對於學部委員的選舉，張稼夫說：“在這個工作中，矛盾最尖銳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歷史學家陳寅恪，他是這個學科的權威人士，不選進學部委員會不行，他下邊一班人也會有意見。若選他進學部委員會，他卻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馬克思主義。我們只好請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選上’。這樣，陳寅恪就進了哲學社會科學的學部委員會。”1949年，毛澤東訪蘇，令毛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居然突然問起陳寅恪的行蹤，原來是他的著作《中國革命問題》中引用了陳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毛澤東答應回國後再查詢，後來查知是在廣州的中山大學，便囑咐廣東當局要好好優待。英國女王訪華，專門提及陳寅恪，還專門去拜訪陳。周恩來對陳寅恪也一直照顧有加，解放後不久，專門派人看望他，轉達對他的關懷。

1962年胡喬木過訪，由陶鑄陪同，“以學生見老師的心態走到陳寅恪的跟前”（20世紀30年代胡喬木在清華大學歷史系就讀）。“陳寅恪頻頻發問，胡喬木儘量委婉地解釋”。諸如談到國家近年經濟形勢時，陳寅恪發問：“為何出現那麼多的失誤？”胡喬木笑答：“就好比在一個客廳裡將沙發、臺椅不斷地搬來搬去，目的是想找一個好的位置，所以就免不了產生搬來搬去的失誤，就好比是經歷一場地震一樣。”當陳寅恪問及他的著作為何遲遲不能出版時，“胡喬木以八個字回答陳寅恪的八個字發問：陳曰‘蓋棺有期，出版無日’；胡答‘出版有期，蓋棺尚遠’”。因胡喬木、陶鑄的過訪，陳寅恪作《壬寅元夕後七日，二客過談，因有所感，遂再次東坡前韻》，中有兩句值得玩味：“南國有情花處處，東風無恙月年年。”

陶鑄對陳寅恪呵護備至：關照中山大學將當年“中右”的陳寅恪“脫帽加冕”；為方便陳寅恪的散步，安排人在他家門前修了一條白色水泥路；陳病重時為其配三個半護士；為了陳寅恪能欣賞戲曲，他指示中山大學為其弄一臺好收音機，當時學校不認真辦，陶鑄很生氣，說“學校不送我送”。他送了臺落地電唱兩用機給陳寅恪。陶鑄被打倒後，“造反派”曾統計出1966年6月到12月間，遠在北京的陶鑄先後三十八次用電話對廣東省委作“遙控指示”，其中數次指示：“對陳寅恪的待遇要保持原狀不變。”

文革開始後，雖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陶鑄特指示廣東省委善待寅恪，然而紅衛兵置之不理，反而逼寅恪交待與陶鑄的關係，想借此整跨陶鑄。當時陳已經“體弱、多病、目盲、臏足”，紅衛兵就佔據了陳宅對面的辦公樓，整天用高音喇叭往陳宅呼喝口號，而且還凍結了寅恪夫婦的工資。更可恨的是，他們還用武力趕走了陳的助手黃萱及和陶鑄派給陳的三名護士，在屋內遍貼大字報，搶掠物品撕毀文稿，如寅恪自傳《寒柳堂紀夢》，一時家徒四壁。陳不屈服，他們想到抬他去禮堂批鬥，陳夫人阻攔被打成重傷。劉節時任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時，每年春節都要去老師陳寅恪家裡叩頭行禮。在“文革”初起時，學生要鬥爭陳寅恪，劉節攔住，大呼：“我是他的學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鬥我就行了！千萬別鬥他！”劉節於是自願代寅恪受批鬥。紅衛兵問劉有什麼感想，劉答道：“能替恩師受批鬥，是我一生的光榮。”不久陶鑄被批鬥，紅衛兵問他為什麼庇護寅恪，陶正色回答：“你們如果有陳寅恪的水平，我也那樣對待你們。”

文革開始後，眾人皆批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