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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命人在樓前挖了一個大土坑，上蓋木板以作防空洞之用。住在三樓的陳寅恪為此專門作過一副帶有調侃意味的對聯：“見機而作，入土為安。”每次警報一鳴，眾人皆爭先恐後向防空洞奔跑，以儘快“入土為安”。這個時候，身體虛弱的陳寅恪不但右眼失明，左眼也已患疾，視力模糊，行動極其不便。陳寅恪本人有睡早覺和午覺的習慣，傅斯年怕陳寅恪聽不到警報，或聽到警報因視力不濟遭遇危險，每當警報響起，眾人大呼小叫地紛紛向樓下衝去，傅斯年卻逆流而上，搖晃著肥胖的身軀，不顧自己極其嚴重的高血壓和心臟病，喘著粗氣，大汗淋漓地向樓上急奔，待跑到三樓把陳寅恪小心翼翼地攙扶下來，送進防空洞。號稱“大炮”，不把任何人放在眼裡的傅斯年，竟對陳寅恪如此敬重呵護，一時在昆明學界傳為佳話。

在西南聯大後，當年名震一時的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就剩下陳寅恪一個人了，因此被劉文典譽為“國粹”。劉文典對陳寅恪卻極為尊崇，不敢有半點造次，公然坦承自己的學問不及陳氏之萬一，並多次向他的學生們雲：自己對陳氏的人格學問不是十分敬佩，而是“十二萬分的敬佩”。

陳寅恪在西南聯大時，一日，日機空襲，警報響起，聯大的教授和學生四下散開躲避。劉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萬分”佩服的陳寅恪身體羸弱且目力衰竭，於是便率幾個學生折回來攙扶著陳往城外跑去。他強撐著不讓學生扶他，大聲叫嚷著：“儲存國粹要緊！儲存國粹要緊！”讓學生們攙著陳先走。這時，只見他平素藐視的新文學作家沈從文也在人流中，便顧不得自己氣喘如牛，轉身呵斥道：“你跑什麼跑？我劉某人是在替莊子跑，我要死了，就沒人講《莊子》了！你替誰跑？”據說劉文典還給身邊的教授估薪水，陳寅恪值四百大洋，他值四十，朱自清值四塊，沈從文最低，連四毛錢都不值。

馮友蘭早年留學哈佛時，就仰慕陳寅恪。在西南聯大時，當時已任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已是位大哲學家，在清華也稱得上是上乘人物。但每回上《中國哲學史》課時，馮總是恭敬地跟著陳先生從教員休息室裡出來，一邊走一邊聽陳講話，直至教室門口，才打個大躬，然後分開。

陳寅恪做學問用功極苦，以致眼睛受損，不得不住院治療。學生們自動組成看護隊，輪班伺候，替陳師母分憂。陳寅恪感動之餘，對梅貽寶校長說：“未料你們教會學校，倒還師道尤存。”梅貽寶後來說：“能請動陳公來成都燕京大學，是一傑作，而能得陳公這樣一語評鑑，更是我從事教育五十年的最高獎飾。”

陳寅恪回到北京，住在清華園。季羨林知道老師回來後，立即去拜見。當時從北京城到清華頗費周折，宛如一次短途履行。沿途幾十里路全是農田，秋天青紗帳起，還真有綠林人士攔路搶劫。但是季羨林不以為意。季羨林知道陳寅恪最喜歡當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國神甫親手釀造的柵欄紅葡萄酒，就到現在的市委黨校所在地、當年神甫們的靜修院的地下室中去買過幾次柵欄紅葡萄酒，又長途跋涉送到清華園，送到陳先生手中，心裡頗覺安慰。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時，本打算前往英國治療眼疾並講學的陳寅恪尚滯留香港，形勢危急，生死不明。重慶國府於12月18日派出的最後一架飛機抵達香港機場，搶救困於香港的政府大員和學界名流。然而，孔祥熙的夫人宋靄齡、二小姐孔令俊率領幾十名保鏢竟然阻止他人登機，卻把自己的僕人、洋狗、馬桶、香料和床板等通通運上飛機！陳濟棠、何香凝、許崇智、茅盾、郭沫若、陳寅恪等人均被攔截不能登機。時人得知此事時後輿論一片譁然，傅斯年“暴跳如雷，直呼殺‘飛狗院長’孔祥熙以謝天下”。幸得歷經中研院院長朱家驊營救，“九死一生”的陳寅恪一家人最終安抵桂林，逃過此劫。

1941年陳寅恪一家困居香港時，嶺南大學教授冼玉清託人給他們四十元“軍票”小小資助，陳婉拒了。後來陳寅恪到廣州後，陳家大到與學校的對話，小至女兒婚事，冼玉清都十分關心。這給晚年的陳寅恪精神上增添了暖色。1956年春節，唐篔曾手書陳寅恪撰的春聯贈冼玉清：春風桃李紅爭放，仙館琅�袒恍隆�

陳寅恪的助手黃萱是印尼華僑首富黃奕住之女、周壽愷教授的夫人。1952年，一個偶然機會，黃萱應中山大學之聘任陳寅恪的助手兼助教。陳寅恪晚年的著述融入了黃萱大量的心血。《論再生緣》、《元白詩箋證稿》和《柳如是別傳》等都是由黃萱記錄、整理的。陳寅恪與其合作十分愉快，對其工作十分滿意，曾借著作出版之際專事附記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