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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倡使用白話文寫作，石破天驚，引起很大反響。後來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中透露，胡適當時寫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國主編的《留學生季報》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給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想不到卻因此造成中國的新文學運動。

1917年，胡適從美國，留學回來，他在橫濱渡船的時候看到張勳復辟的訊息，大為感慨說，看來中國根本的問題不是一個制度問題，而是人的素質，文化觀念問題。他決心回國以後二十年不談政治，只談用文藝重新塑造國民的靈魂。

1917年，留學七年的胡適從美國回到國內，讓他吃驚的是，七年內竟沒有出版一本哲學方面的中文書籍。最後在上海翻了一整天，才找到一本《中國哲學史》，作者也只不過提出如此見解：“孔子既受天之名”和“與天地合德”。胡氏說：“（過去七年來）不但高等學問的書一部都沒有，就是要找一部輪船上火車上消遣的書，也找不出！我看了這個怪現狀，真可以放聲大哭！”

胡適《領袖人才的來源》論及：領袖人物必須具備充分的現代見識、必須具有充分的現代訓練，必須有足以引起多數人信仰的人格，這種資格的養成，在今日的社會，除了學校，別無他途。

胡適在奔母喪時寫過這樣一段話：“‘小我’是會消滅的，‘大我’是永遠不滅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遠不死，永遠不朽的。‘小我’雖然會死，但是每一個‘小我’的一切作為，一切功德罪惡，一切語言行事，無論善惡，一一都永遠留存在那個‘大我’之中。那個‘大我’便是古往今來一切‘小我’的紀功碑，彰善祠，罪狀判決書。”

胡適在和周作人在關於改造社會與人孰先孰後的問題上，針鋒相對地說：個人是社會上無數勢力造成的。改造社會的下手方法在於改良那些造成社會的種種勢力——制度、習慣、思想等等，改造社會即是改造個人。

胡適《說儒》裡講：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們的衣服是殷服，所行殷禮，他們的人生觀是亡國遺民的柔遜的人生觀，從一個亡國民族的教士階級，變到調和三代文化的師傅。用吾從周的博大精神，提起了“仁以為己任”的絕大使命——這是孔子的新儒教，這就是“亡國奴柔順論”，匈奴人或哥特人亡國不知多少次，性格卻未見柔順，猶太人亡國時間最長也不見柔順。

胡適諸多理論今日仍為有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大膽假設，小心地求證；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中國需要醫治貧窮、愚昧、貪汙、疾病、擾亂，而不是革命；憲政是憲政的最好訓練。等等。

【傳道】

“中國哲學史”是北大的老課，胡適到北大之前由陳漢章講，陳從伏羲講起，講了一年才講到《洪範》。胡適到北大後接任此課，一開始授課便新意迭出。當時的學生顧頡剛回憶：“他來了，他不管以前的課業，重新講義，開頭第一章是‘中國哲學的結胎的時代’，用《詩經》作時代的說明，丟開唐虞、夏、商，徑從周宣王以後講起。這一改，把我們一般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顧頡剛聽過幾次課後，便稱讚：“胡先生講的的確不差，他有眼光，有膽量，確是一個有能力的歷史家，他的議論處處合於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說而不知道怎樣說才好的。”

北大課堂上一直遵循“來者不拒，去者不留”的傳統。當時在北大旁聽和“偷聽”的學生很多。有一次上胡適先生的他讓學生把姓名留下來，說：“你們哪位是偷聽生？沒關係，能來偷聽便是好學之士。聽我的課，就是我的學生。我希望你們給我留個名字，是我班上的學生。”

胡適先生的演講式教學在學生中很受歡迎，亦常常因紅樓教室人滿為患而搬入二院大講堂。他講課從不發講義，自己也沒有講稿。講課內容也有些特點，如講中國文學史（宋元明清部分）時，先從文學評論的角度，介紹王若虛的《滹南遺老集》；講《紅樓夢》作者曹雪芹時，給學生們介紹了曹寅寫給康熙皇帝的奏摺。但學生們最喜歡的還是他的演講。柳存仁先生在其《記北京大學的教授》文中寫到：胡先生在大庭廣眾間講演之好，不在其講演綱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夠儘量地發揮演說家的神態、姿勢，和能夠以安徽績溪化的國語儘量地抑揚頓挫。並因為他是具有純正的學者氣息的一個人，他說話對的語氣總是十分的熱摯真懇，帶有一股自然的氣所以特別能夠感動人。

北大中文系有一講師，姓繆名金源，極怪異，因受胡適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