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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妓女的人來往。但蔡先生素來是兼收幷蓄的，何以也排斥我們呢？”

胡適好談政治，他曾站在軍閥一邊厚誣國民黨，引起社會輿論和青年學生的不滿，老資格的國民黨人張難先批評他說：“軍閥橫行，賴政治家以糾正之；政治家卑汙，賴學者以糾正之；今學者又復加如斯，則吾國之苦百姓將再無寧日矣。”而軍閥和北洋政府也對他不感興趣，吳佩孚的軍師白堅武警告他說：“我以私人朋友的資格，盼望你今後言論要審慎些，要提高些。”湯爾和在北洋政府裡任教育部長，也以朋友身份勸他說：“我勸你不要談政治了罷。從前我讀了你們的時評，也未嘗不覺得有點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裡面去看看，原來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你們說的話幾乎沒有一句搔著癢處的。你們說是一個世界，我們走的又另是一個世界。所以我勸你還是不談政治了罷。”

馮友蘭曾批評胡適的治學精神：“適之先生的病痛，只是過於好奇和自信。他常以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經常指出古人所公認為不重要的人物來大吹大擂，而於古人所公認為重要的，則反對之漠然。這是不對的，因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的那樣遠啊！”然而他亦要為胡氏辯護說：“現在批評適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書批評他。但他們的態度多欠公允，因為他們常把適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話來攻擊。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

胡適在美留學時，初與同鄉梅光迪關係很好，以兄弟相稱。但當胡適提出“要須作詩如作文”之後，立即受到梅的批評，關係越來越僵。胡適的態度，特別是後來陳獨秀以及錢玄同等人加入戰團，以徹底否定中國文化為己任時，引起哈佛的中國留學生們的憤怒。張鑫海憤慨地說：“羽翼未成，不可輕飛，他年學問成，同志集，定必與若輩鏖戰一番！”故直到1922年才有《學衡》雜誌的創刊，這意味著“鏖戰”的開始。梅光迪曾引春秋人申包胥對伍子胥說的話自況：“子能覆楚，我必復之。”

胡適在中國公學做校長時，曾在一次講話中說，當初共產國際派代表到中國來先是找他，因他有事，介紹去找陳獨秀。所以後來陳變成了共產黨，而他卻不是。此話傳開，有學生貼出壁報批駁他：“若當初找到你，你也變不了共產黨。”

【攻伐】

北京被圍困後，傅作義認為胡適能夠替他出主意，把胡適接到懷仁堂密談，胡送了八個字，“和比戰難，堅持待變”。而胡適自己並沒有堅持待變，幾天後坐上南京教育部派來接華北名流的專集飛到南京去了。傅作義對胡適很失望，命令守城門的崗哨不放胡適出城。胡適說自己是送陳寅恪去南京，才得以逃離北京。

1948年12月14日，胡適匆忙離開北大，告別大軍合圍中的古城北平。三天後（12月17日）就是他的生日，他不無自責地對司徒雷登說，自己痛悔抗戰勝利之後這些年沒有把精力、才能用在思想方面，而是自私地埋頭於學術活動中。司徒雷登看到——那一刻“他的眼中噙著淚水”。

1949年，胡適走時曾留給北大同人三句話：“在蘇俄，有面包，沒有自由；在美國，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們（指中國共產黨）來了，沒有面包，也沒有自由。”

1949年後，胡適幾近窮困潦倒，沒有秘書，出外擠公車，卻因為不滿英國承認中共政權，放棄赴英教書機會。胡適在美寓居八年零八個月，只有在普林斯頓葛思德東方圖書館工作的一段時間有固定收入，其餘只能靠稿費、版稅、儲蓄勉強度日，加上妻子江冬秀堅持到美國同住，生活更捉襟見肘，但胡適仍不肯自貶身價，申請美國綠卡。唐德剛以史記裡“孔子適鄭”的故事形容胡適這段在美失意的日子。他回憶，這段時間常用打工用的破汽車接送胡適，“記得有一次我開車去接他，但是電話內我們未說清楚，他等錯了街口。最後我總算把他找到了。可是當我在車內已看到他，他還未看到我之時，他在街上東張西望的樣子，真是‘惶惶如喪家之犬’”。

1949年開始，中國共產黨仍然沒有停止對胡適的“統戰”。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胡適的老朋友、史學家陳垣《北平輔仁大學校長給胡適的公開信》。此信首先介紹了他對當時中國社會的感受：“人民在自由的生活著，青年們自由地學習著、討論著，教授們自由地研究著……”最後“勸胡適回到新社會”。但胡適看後笑笑，認為此信是“偽作”，理由是“陳垣不會寫白話文”。又過了幾日（6月24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我今天細想，陳垣先生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