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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胡適偶然談起墨學，黃侃立即罵道：“今之講墨學者，皆混賬王八。”胡嘿然無語。過了一會兒，黃侃又說：“就是胡適之尊翁，亦是混賬王八。”胡適大怒，謂其辱及先人。黃侃至此大笑說：“且息怒，吾試君耳！吾聞墨子兼受，是無父也，今君有父，何是以言墨學？餘非詈君，聊試之耳。”舉座譁然歡笑。

胡適頗以故鄉徽州自豪，故常誇口說，姓胡的、姓程的、姓葉的都是起源於徽州。他還說問過汪精衛、葉恭綽，他們都承認祖上是徽州的。於是有人調侃胡適說：“胡先生，如果再擴大研究下去，我們可以說中華民族起源於徽州了。”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胡適第一次坐飛機，寫了一首題為《飛行小贊》的小詩，那位連人力車都不坐的陶行知大怒，也作了一首詩登在報上，歷數造一架飛機需要多少工人的血汗，多少農民的血汗，飛機造好了是為國家服務的，不是為了讓你胡博士當成玩意兒嬉樂的！

胡適曾為文，論中國深受“五鬼”之害，即貧、病、愚、亂、貪。而為患最甚的帝國列強，卻只言未提。陶行知乃寫詩匡之曰：“明於考古，昧於知今，捉住小鬼，放卻大魔。”

五四運動以後，蔡元培校長經常離校，校務多委託胡適辦理。在對外活動上，蔡也經常請胡作為他或北大的代表，“代蔡先生主席”、“代蔡先生做主人”。這讓反對胡的守舊者大感不滿。林紓稱胡是“左右校長而出”的“秦二世”，黃侃更譏胡為繞蔡上下翻飛的“黃蝴蝶”。

胡適成名後，章士釗撰《評新文化運動》，文中稱當時的一般少年人：“以適之為人帝，績溪為上京，一味於《胡適文存》中求文章義法，於《嘗試集》中求詩歌律令。”

魯迅也曾嘲諷胡適。胡適發表了《知難，行亦不易》一文，對孫中山提倡的“知難行易”學說加以“批評”，同時提出了一個新的“專家政治”的主張，要求蔣介石政府“充分請教專家”，明確指出“知難行易”“的學說”不修正，“專家政治決不會實現”。1931年10月，蔣介石在南京會見丁文江與胡適。此後魯迅（署名佩韋）發表《知難行難》一文，在文中對胡適等人進行了嘲諷：“現在沒有人問他怎樣稱呼。為什麼呢？因為是知道的，這回是‘我稱他主席……’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鄉，舊同事，博士當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稱他主席！’也沒有人問他‘垂詢’些什麼。為什麼呢？因為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這‘大局’也並無‘國民黨專政’和‘英國式自由’的爭論的麻煩，也沒有‘知難行易’和‘知易行難’的爭論的麻煩，所以，博士就出來了。”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前後，蔣介石和汪精衛聯名邀請全國各界名流學者到江西廬山開談話會。7月11日談話會上，蔣、汪發言後，胡適慷慨激昂，發表了一通抗日救國演講。在座的胡健中聽後，即席賦詩一首：“溽暑匡廬盛會開，八方名士溯江來。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陳辭又一回。”言語中頗含戲謔之意。胡適也隨手寫了一首白話打油詩回贈：“哪有貓兒不叫春？哪有蟬兒不鳴夏？哪有蛤蟆不夜鳴？哪有先生不說話？”

陳獨秀在獄中，宋美齡等顯要都曾來探望，只有胡適過南京而未至。陳獨秀怒斥之：“吾知適之是大忙人，此際正與達官貴人拜會飲酒，寧有暇訪我哉。不過一舊朋友而已，失之可也。”胡適最終開始來了，但兩人一見面即爭吵不已。而本無深交的蔣夢麟特地前來探望，並攜來幾部章回小說，被陳視為知音。

1947年9月，胡適主持北大教授會，商討北大未來十年的發展規劃。向達教授在會上說：“我們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計劃？”

1948年，潘漢年主持的《華商報》上刊登一幅漫畫《兩“胡”於“途”》，畫的是胡適揹著自由主義的紅十字藥箱，挽著《大公報》社長鬍政之。胡政之一手拿著《大公報》，一手拉著蔣中正的無頭殭屍。旁邊還附有一首打油詩：“真‘糊塗’，假‘糊塗’，為何冒死去救護？可是‘將軍’頭已無，請問‘胡’裡與‘胡’塗。”

胡適提出“好政府主義”前夕，梁啟超、林長民等人向他建議，要拉王寵惠、羅文幹、蔡元培等人加入研究系。胡適和蔡元培卻決心與研究系保持距離，於是將梁、林等人晾在一旁，自己發表了一個《我們的政治主張》。梁啟超大怒道：“有什麼了不起，我自己一個人也可以發表宣言。”林長民則說：“胡適我們不怪他，他是處女，不願意跟我們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