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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的起頭。他主張說是共產公妻,這話確是駭人聽聞,但是事實卻正是相反,因為他的為人也正是與錢玄同相像,是最端正拘謹不過的人。他發起進德會,主張不嫖,不賭,不娶妾,進一步不作官吏,不吸菸,不飲酒,最高等則不作議員,不食肉,很有清教徒的風氣。他是從佛老出來,經過科學影響的無政府共產,又因讀了俞理初的書,主張男女平等,反對守節,那麼這種謠言之來,也不是全無根據的了。可是事實呢,他到老不殖財,沒有豔聞,可謂知識階級裡少有人物。我們引用老輩批評他的話,做一個例子。這是我的受業師,在三味書屋教我讀《中庸》的壽洙鄰先生,他以九十歲的高齡,於去年逝世了;壽師母分給我幾本他的遺書,其中有一冊是《蔡孑民言行錄》,書面上有壽先生的題字雲:‘孑民學問道德之純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誠如莊子所謂純純常常,乃比於狂者矣。’又云:‘孑民道德學問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實踐之,加以不擇壤流,不恥下問之大度,可謂偉大矣。’”
杜威評論蔡元培:“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對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
汪原放說:蔡元培道貌溫言,令人起敬,吾國之唯一人物也。
馮友蘭說:蔡元培是近代確合乎君子的標準的一個人。曾子說:“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儒,“粥粥若無能”,但是“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這樣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說“君子可欺以其方,難枉以非其道。”馮說,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現。
馮友蘭評價蔡元培:一介寒儒,書生本色。
傅斯年說:“蔡元培先生實在代表兩種偉大文化:一曰,中國傳統聖賢之修養;一曰,西歐自由博愛之理想。此兩種文化,具其一難,兼備尤不可覯。先生歿後,此兩種文化,在中國之氣象已亡矣!”
1943年3月5日,周恩來領導的《新華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懷念蔡孑民先生》的社論,指出:“北大是中國革命運動史上、中國新文化運動史上,無法抹去的一個名詞。然而,北大之使人懷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懷念分不開的。蔡先生的主辦北大,其作風,其成就,確是叫人不容易忘懷的,確是對於中國的革命事業有很大的貢獻的。”
北大師生至今仍深情追還著蔡先生的人格力量,說他“對人接物,一個是尊重他人的人格,決不願意以自己的語言和行動使人感到一點不快和不便。一個是承認他人的理性,以為天下事無不可以和平自由方法互相瞭解或處理”。
林語堂1967年在《想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說:“蔡先生就是蔡先生。這是北大同仁的共感。言下之意,似乎含著無限的愛戴及尊敬,也似乎說天下沒有第二個蔡先生。別人儘管可有長短處,但是對於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沒有什麼可說的。”
梁漱溟深有感慨地說:“蔡先生的了不起,首先是他能認識人,使用人,維護人。用人得當,各盡其才,使每個人都能發出自己的熱和光,這力量可就大了。”
郭沫若說過:“影響魯迅生活頗深的人,應該推數蔡元培先生吧。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義者,對於中國文化教育界的貢獻十分宏大,而他對魯迅先生始終是刮目相看的。魯迅的進教育部乃至進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於蔡先生的援引,一直到魯迅的疾歿,蔡先生是盡了他沒世不渝的友誼的。”
蔣夢麟評論道:“先生日常性情溫和,如冬日之可愛,無疾言厲色。處事接物,恬淡從容,無論遇大觀推刃或引車賣漿之流,態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則剛強之性立見,發言作文,不肯苟同。故先生之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無舉刺之中庸。”
任鴻雋說:“在公義一方面,蔡先生卻是特立不屈、勇往直前、絲毫不退、莫不假借的鬥士。”
林語堂認為蔡元培“軟中帶硬,外圓內方”。
曹建稱蔡元培“骨子裡卻洋溢著剛勁不撓的氣概”。
陳西瀅評價蔡元培是“當代最有風骨”的“大丈夫”。
蔣夢麟《試為蔡先生寫一筆簡照》提出:“先生做人之道,出於孔孟之教,一本於忠恕兩字。知忠,不與世苟同;知恕,能容人而養成寬宏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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