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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書的功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以後無論國內國外研究這一門學科的人都躲不了這一部書的影響。凡不能用這種方法和態度的，我可以斷言，休想站得住。”

1921年，胡適出版《〈紅樓夢〉考證》，一反以往索隱派、附會派等“舊紅學”派的觀點，創立了以自傳說為特點的“新紅學”。胡適因之成為“新紅學”派的祖師。胡適對此很是得意，說“我對《紅樓夢》的研究都是前所未有的。”

錢穆與胡適在研究《老子》時發生爭論。所論集中在老子年代先後，胡適認為老子的年代略早於孔子，錢穆則認定老子在孔子之後。二人某次在一會上相遇，錢穆對胡適說：“胡先生，《老子》的成書年代晚，證據確鑿，你不要堅持你的錯誤了！”胡適答曰：“錢先生，你舉出的證據尚不能說服我，果能服我，我連自己的親老子亦可不要。”錢穆是經胡適提攜進北大的，可見其不計個人恩怨的科學的學術批語精神，而胡適也很寬容，當一同學問及錢先生講得與他不同，究竟誰的對時，他說：“在大學裡，各位教授將各種學說介紹給大家，同學們應該自己去選擇，看哪個是真理。”

胡適在小說考證領域的“拋磚”工作，引來了無數“美玉”，他曾不無得意地說：“我考《紅樓夢》，得顧頡剛與俞平伯；考《西遊記》，得董作賓；考《水滸傳》，得李玄伯；考《鏡花緣》，得孫佳訊。”

1962年2月24日，也就是胡適去世的當天，胡適在臺灣主持“中研院”第五次院士會議時，高興地說：“我常向人說，我是一個對物理學一竅不通的人，但我卻有兩個學生是物理學家，一個是北京大學物理系主任饒毓泰，一個是曾與李政道、楊振寧合作試驗‘對等律治不可靠性’的吳健雄女士，而吳大猷卻是饒毓泰的學生，楊振寧、李政道又是吳大猷的學生。排行起來，饒毓泰、吳健雄是第二代，吳大猷是第三代，楊振寧、李政道是第四代了。這一件事，我認為平生最為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這是胡適生前的最後講話。

【自謙】

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但他卻說，由於自己的歷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業，文學革命的進行，最重要的急先鋒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朋友陳獨秀。

1916年，胡適在與他人進行新文學論戰時，曾作《沁園春·誓詩》，初稿中，詞的下半闕是：“要前空千古，下開百世，收它臭腐，還我神奇，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詩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驅馳。”後來，胡適覺得口氣狂妄，心中不安，所以屢以其稿，後來的定稿是：“定不師秦七，不師黃九，但求似我，何效人為？語必由衷，言須有物；此意尋常當告誰？從今後，倘傍人門戶，不是男兒。”

清華國學院設立之初，清華校長曹雲祥請胡適到籌建中的清華國學研究院主持院務。胡適立即推辭，表示只做顧問不就院長，建議曹校長採用宋、元書院的導師制，吸取外國大學研究生院學術論文的專題研究法來辦研究院。曹校長聽罷深以為然，當場表示請胡出任導師，廣招天下士子名流，親身示範，以保留綿延中國文化之血脈云云。胡適謙虛地說道：“非一流學者，不配做研究院導師，我實在不敢當。你最好去請梁任公、王靜安、章太炎三位大師，方能把研究院辦好。”曹雲祥見胡適態度誠懇，又覺此言甚在情理，於是決定按胡適指引的方式、方法付諸行動。後胡適又協助請來王國維等人。

【溫煦】

胡適成名後，每日登門拜訪的人絡繹不絕。後因求見的人太多，胡適便宣佈了“胡適之禮拜”制度：“每星期日上午九點至十二點，為公開見客時間，無論什麼客來都見。”後來每個星期天都來人不斷，上午時間不夠，又延長至下午，通常一天有五十多位客人，成為名符其實的“禮拜日”。如此盛況一致持續到“七七”事變，胡適離開北京為止。

胡適一生極重友情。他常說一句話：“此身非我有，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

五四運動時期，穿長袍馬褂的章士釗和西裝革履的胡適觀點針鋒相對，水火不容，因為章士釗以古文雄詞立於世，常貶胡適的白話為淺薄。可是，有一次，他們在北京偶然同席，因晤談頗洽，乃合攝一影，各題詩詞留念。有意思的是，章士釗竟用白話，胡適則用文言，都是一反往常，成為文壇異軍中的合奏曲，饒有風趣，且具歷史價值。

章士釗詩云：你姓胡來我姓章，你講什麼新文字，我開口還是我的老腔。你不攻來我不駁，雙雙並坐各有各的心腸。將來三五十年後，這個相片好做文學